2006年，王世襄在家中与来客畅谈
晚年的王世襄童趣盎然悲怆无奈的“38号”对此，王世襄后来回忆说：“故宫同事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喜欢收集丝织刺绣小品，如荷包、烟囊、扇套、经板等。此类之物并不值钱，古玩店不收，只有挂货铺、晓市和街头地摊才有。我有时遇见他买这些物品。运动中他被逼得无奈，只好把买的东西送呈队部，声称都是偷故宫的，立即受到表扬。我因受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事事必须‘实事求是’，既然确知那些小件都是李连镗花钱买的，不是偷故宫的，就认为该实话实说，不能弄虚作假。何况‘三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人人以假乱真，真盗宝犯岂不反能蒙混过关。我认为说明真相实有必要，因此到队部说明此事。不料第二天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我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大殿前神道正中摆一张桌子，设宣判者席，命我跪在神道正中方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宣布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拒不交代，还破坏他人交代，罪不容诛。批斗时千人高喊口号，声震殿瓦。对这从未见过的阵势，未免有些恐慌。随即宣布已呈报上级，批示后，立即枪决。我不了解国家刑法，真以为末日已至。此时曾一度萌自杀之念，觉得被人枪毙还不如自己上吊。经过一夜辗转反侧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世襄觉得，“倘为了如实汇报而被处死，官方必将承担误判之罪，被批斗者自杀，不仅白死，还犯了‘自绝于人民’之罪，故万万不可”。抱定了绝对不能自杀之念，王世襄反而变得坚强了。之后，即便受到更严重的诬蔑，他也表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审查人员见王世襄如此“顽固不化”，便转而采取了迂回策略。他们想通过寻找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来打开王世襄的缺口。谈到此事，王世襄回忆道：“他们先逼问马院长如何指使我为他盗宝并设法潜移院外。我说：‘绝对没有。’又追问马院长可曾指使我拿文物给他。我说这倒有过。他们一时兴奋起来，问：‘你给他拿的是什么文物？’我说：‘宋代名画。’他们更兴奋了，又问：‘随后又怎样？’我说院长命我送往陈列室展出。”王世襄的“供述”令他们气急败坏，而王世襄却坦然地说：“不是开玩笑，是事实，而且是你们要我讲的。”那个时代容易产生荒唐的事情。王世襄就曾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和我同关在东岳庙的有金毓鋆先生，满清宗室，北洋政府时期曾在驻挪威使馆任职，年逾六旬，是一位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因对古玉有研究，受聘故宫而卷入运动。他受不了无休止的逼迫，只好胡编乱造，说偷了若干件玉器。经查明故宫没有此物，打虎英雄们认为他用假交代来掩盖真盗窃，斗得更狠。和金老关在一室的有科员张宗良，是个真盗窃犯。因交代材料都核对属实，并从家中起出赃物，所以受到表扬，命他仔细回忆，继续交代。金老看在眼里，十分气愤，认为太不公平：小张真偷了，反倒有静坐思考、喝茶抽烟的时候；我清清白白，竟整天挨斗，真是岂有此理！受审者每次去厕所都有人跟随，以防串供。一天张宗良在前，金老在后。事有凑巧，尾随者失职，没有跟上。金老加紧几步，小声地对张说：“二哥！二哥！（实际上金老比张大二十多岁。）救救我吧，把您经手（此二字妙）的匀我两件好交代，要不实在活不了了！今后如能活着出去一定好好请请您！”东岳庙四个月“学习”结束后，大多数人员都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即便是真有盗宝行为但交代彻底坦白者也依然留用，而“拒不交代”的王世襄在回到家中仅两天后，派出所便要他前往问话。当他心怀忐忑地迈进派出所大门时便被铐上手铐，随后，三辆三轮车直接押送他到了前门内路东那朱红大门的公安局。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个月的铁窗生涯。初进监狱，王世襄成了“38号”。每当听到这一吆喝，他都必须高声答“有”。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38号”“享受”了犯人应有的一切“待遇”，比如手铐脚镣等。除了接受审讯，王世襄还要参加一些必要的改造性劳动，比如糊火柴盒等。每日两餐窝头咸菜的饮食和劳累，使身强力壮的王世襄逐渐感到乏力。王世襄出狱时步履踉跄，还未走出监狱大门就已气喘吁吁。到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被传染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伴随结核病而来的，是国家文物局发给他的一纸公文，上面写着“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强馆抱负终成一梦
其实，后来王世襄还是有机会重返故宫博物院的。党代表被调离，院长马衡因肺癌去世，接替院长之职的是吴仲超先生。这位院长是极为爱惜人才的。上任不久，便想将已经就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世襄重新调回故宫博物院。但该单位不同意，王世襄本人也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就此搁浅。吴仲超院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聘请王世襄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希望他每周能到故宫博物院协助工作一两次，为此还专门在御花园西南角为王世襄设置办公室和午休床榻。此后半年间，王世襄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加过几次会议和文物鉴定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王世襄又被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划为“右派”。因此，他不宜到故宫博物院参加这类工作了。1966年，摘去“右派”帽子的王世襄回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并再次被故宫博物院聘任为“非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但是，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刚“归队”的王世襄又脱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宫博物院。他与故宫的情缘阴差阳错，他的强馆之梦也终成一梦。摘自2011年第3期《纵横》作者：窦忠如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