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百成
不期而然地，古籍保护这样一件文化意蕴颇重的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关于这件事的意义，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如是界定：“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的庄重表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第一版收录了作为专有名词的古籍保护，其定义为：“为使古籍免遭自然和人为的损毁，延长古籍保存期限和使用寿命，尽可能保持其原来形态的技术和措施。”
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和先辈们不计得失的保护传承古籍密切相关。大量人士之所以耗尽心血保护传承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量，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这极易令人联想起孔子当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勇毅担当。当时，孔子是以天下之文这一极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自居的，自觉此事乃使命所在，当义无反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未缺失这样的担当，最决绝而掷地有声者当属宋人张载之“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日欲做这件事，有必要以先贤往圣之作为为榜样，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这是古籍保护这样一件通俗的事在上升至理性高度之后的意义之所在。
而关于此事的具体意义，相关学者、专家论说既多，毋庸赘述。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有其恒常之缘由。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过分看重经典与日常之差异，夸大艰涩与通俗之间的既有矛盾，而质疑此事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略显幼稚。须知，今日中国人的日常道德规范以及精神风貌，无一不与曾经艰涩的中华经典之传承有着重大关联。经典传承过程中，雅与俗固有其辩证之道。作为经典的“四书”在持续普及的过程中，其相对简易是学子每每倒背如流的原因之一，也是于通俗之中隐喻微言大义亦其持久之理由。
所需注意者，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就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这一视角而言，说书人的三国故事及话本传奇类的《三国演义》在接受度方面每胜于正史《三国志》的问题。这也是众多学者、专家以及相关志愿者在古籍保护这一文化工程的前期工作中发现诸多“保护不到位”现象的原因之一。对一件事的重视程度当然与此事的普及程度有关系，但是这些具体问题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工程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逐步予以解决，而并不应该亦无可能干扰大方向问题。此间大与小之辩证，弥足深思。
至此，在古籍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放下身段，直面具体问题，诸如文言文、繁体字之类本就附着于我们的学识或教养之左右的微小细节，当于无意识之间，内化为常识。这样，整理、修缮、保存、传播、学习，直至学以致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下，养成并积蓄我们的文化力量，构建并巩固我们的精神风范，才会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