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240期 副刊
【编者按】近日，任道斌40年前出版的《方以智年谱》经过补充编撰再次出版，方以智何许人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位学者对其研究持续40余年，方以智与明末清初的文坛艺坛有着怎样的联系？经过40余年的研究，任道斌在人物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上有哪些独到的见解？《中国美术报》以专访的形式和大家共同领略一位艺术史家的研究。
《方以智年谱 》(修订本)
《方以智年谱 》(修订本)
作 者：任道斌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美术报》：40余年前“初识”方以智之时，是什么促使您选择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任道斌：我学的是明史专业，读研之前曾做过《明季南北略》的点校工作，对万历至康熙年间的历史很感兴趣，想做些专题研究，就问我的导师谢国桢先生关于学习明清史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建议我可以做方以智的专题研究，从史料出发客观地认识这位学者。虽然过去也有人对其做过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未进行比较扎实的调查研究。
《中国美术报》：研究方以智40余年，在您看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任道斌：首先，方以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学识渊博，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兴趣，在哲学、天文、物理、医学、数学、语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并著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等著作，记录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
第二，我认为他是一位有民族气节，且不畏强暴、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人。
第三，在学问上，他是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集大成者，主张不带偏见地将儒、道、释融合在一起，求同存异。他还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
第四，面对明末清初的乱世，为了保护发展文化，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学问，一生著述达400万余字。
【清】禹之鼎?方以智僧装趺坐像
《中国美术报》：艺术史中关于方以智的记录并不多，如何评价方以智的艺术？
任道斌：关于方以智的艺术研究，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最早有一位台湾学者方豪研究过方以智的书法，后香港学者饶宗颐也研究过方以智的艺术。上世纪60年代，安徽举办过一个小规模的方以智书画展览。
其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很多人都很喜欢艺术并有很深的造诣，这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一种体现，也是当时社会对美的一种追求。风格上方以智受松江画派的影响较大，他曾经去松江佘山拜访过陈继儒。作为复社的组织者，方以智还与复社成员陈洪绶、龚半千来往密切。
对方以智来说，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是他创作的基本动力。明亡之前，他的山水多仿倪云林的风格，简率清淡，表现清高的思想。明亡之后，方以智的画主要表现民族气节，例如他画中的石头棱角分明，表示坚贞不屈的思想。此外，方以智很喜欢夏天画雪景来消暑，也希望通过雪景这个清净的世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方以智?行书苏东坡诗轴
《中国美术报》：40年前的《方以智年谱》和今天的修订本相比，主要有哪些区别？
任道斌：1983年出版的《方以智年谱》是我攻读研究生时撰写硕士论文《方以智简论》的附录，在导师谢国桢先生的指导下，我从方以智的著作和当时文人的笔记、文集、野史中，辑录了一些资料，参考正史与地方志，撰成此书，以便为自己和读者提供有关方以智生平事迹的大概轮廓。
40年前我极尽所能搜访的有关方氏的史料多为善本、孤本、抄本，搜访途径也没有今天这样多元，40年来我和我的学生相继从史料中又发现了一些内容，这些均已添加在《方以智年谱》修订本中。
此外，鉴于方氏著述屡遭清廷禁毁散处各地，我又撰写了《方以智著述知见录》，对方以智的诗集、文集、书画做了大量的摸底工作，使方以智的研究更加完善。《中国美术报》：方以智在当时文人圈的地位是怎样的？
任道斌：他在文人圈的地位非常高。在没考上进士之前，他与陈贞慧、冒辟疆和侯方域合称明末四公子，作为反抗宦官的复社领袖，他们出身不凡、地位高、有钱有势有抱负；另一方面学问好、活动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
考上进士进入统治集团之后，方以智又做到了“忠孝两全”的极致。所谓“忠”，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方以智不仅不走，还在崇祯灵前痛哭，结果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严刑拷打之下，他仍心怀忠义，始终不肯投降。后方以智乘隙侥幸逃脱，经过河北、山东、江苏，回到南京，而他的亲身经历在当时引起轰动。此后，明朝在南京的残余政权被清灭亡后，方以智四处流浪，始终不肯投降清朝，后被抓时他选择了出家。顺治十二年，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病逝，方以智庐墓三年，为父守孝。他在当时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名人。
在明清鼎革之际，方以智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大学者。从文化角度看，他的主要贡献还是他写的《物理小识》《通雅》这两本书，其内容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文字学、音律等各个方面。虽然方以智不是一个创造者，但他是一个记录者，在现代来看，这两本书仍代表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
方以智 树下骑驴图轴
《中国美术报》：关于方以智的研究，您提到您已领略到做人物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具体可否介绍一下？
任道斌：关于人物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我主要遵循师祖梁启超关于知人论事需先编年谱的学风进行的。梁先生提倡研究人物一定要做一个年谱、年表，一个人起初怎样，后来怎样发展变化，这些要弄清楚，因为一切是在不断变化的，你只有把人物的变化过程掌握了，你才能去评价他。
用同样的方法，我又编撰了《赵孟頫系年》《董其昌系年》，成功地由明史研究向中国美术史研究转型，让自己的学术轨迹出现丰富的变化，体悟文史与美术的双重魅力。此外，在研究赵孟頫、董其昌的过程中，我认为评价文化艺术人物，应主要看他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赵孟頫作为汉族知识分子，他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弘扬文人画，并能够让元朝统治者了解中原文化，最后热爱中原文化，至于在元朝做官的“失节”之举，则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评价。因对儿子管教不严被抄家的董其昌，他所提出的“南北宗论”、作画要发挥主观能动等观点，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力的。因此我们对人物的评价应该是多方面的，要从正面、反面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论述，不能因为正面而否定他的反面，也不能因为他的反面忽视他的正面，要实事求是。
《中国美术报》：在您看来，作为人物研究个案，《方以智年谱》可以解释哪些历史或学术问题？
任道斌：首先，证明了梁启超先生知人论事的方法与学风是科学的。此外，关于方以智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方以智因“粤案”牵连，在被押解广东途中因疽发背而卒于舟中。另一种就是1972年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提到的方以智行至惶恐滩头，想起前朝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殉明。结合史料、抄本以及方以智死时他周围朋友的悼词，我认为方以智应该是病逝。对我来说，我觉得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带偏见，不能臆想，更不能先入为主，不做调查研究而信口雌黄。
《通雅》清康熙五年刻本 书影
《中国美术报》：关于方以智的研究您已持续40余年，未来您还会继续对他的研究吗？
任道斌：这个未来只能靠缘分了，如果哪里出现了方以智新的史料我会关注一下，但我基本上不会花功夫去研究了，我的这本书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供后人继续研究参考。通过对方以智的研究，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明末清初的文化人非常勤奋，在诸多史料被清朝文字狱毁掉后，他们的文字至今仍有很多留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尽管世事沧桑，但文化人的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热爱历史、褒扬正义的赤心不灭。这证明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文化，也在非常努力自觉地做一些文化事业，让历史文化得以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有文化自信的优良传统。■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晓萌采访整理）
编辑| 杨晓萌
制作|冯雅颖
校对|杨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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