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惊梦，这四个字何止是一出戏。
说它是千年来中国文人的一个梦倒更贴切。
文人造园，始于魏晋
造园子的苏州画家叶放，说起园林的变迁史来一字未顿，呷一口茶放下杯子就从商周说起。
起先园林是皇帝和王公贵族们打猎的囿，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初级的池沼、土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转折点”。
先不说陶潜的桃花源，也不说佛教和老庄哲学的盛行，从大环境上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朝野动荡，手无实权的文人对朝政深感无力之时就对“自然”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兴趣。
他们向往山野，寄情山水，这种向往，不是躲避战乱的归隐，而是积极地向山水借智慧和品性，以求在精神上与自然相近。但苦于不能真正地与大山大水为邻，又求在朝市中的清净，求精神上的“隐居”，于是圈起园子，盖起高墙，自己造山水，过上“不出城廓，而能坐享山林之乐;不下堂筵，而能坐穷泉壑之幽”的林泉生活。
从这时起，文人和私家园林的关系就没有割裂过。唐代的王维、白居易，北宋的宋徽宗赵佶，南宋的俞征，元代的倪云林，明代的米万钟、文征明、文震亨，清代的石涛、张涟、张然、李渔都是造园运动的热衷者。崇祯七年，计成写成中国最早的和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园冶》，计成虽然受本书的出版者、投机政治人物阮大铖的牵连不受待见，但是《园冶》还是古典园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
也是从这时起，园林完成了从“打猎”到生活美学，从实用价值到“道法自然”的精神价值的转变。
晚明文人最幸福
乱世往往是文艺事业以及文人业余生活中的闲情雅趣发展的高峰，魏晋、南宋、晚明都是这样。
盛世时造园的运动并未减弱。到了唐朝，文人对山水的热情越来越浓厚，积极参与营造园林，把诗画情趣与园林景物连接起来，因画成景、以诗入园，而国力昌盛，让皇家园林的造诣越来越高。至此，中国园林已大致成熟，宋朝又因为书画上写意的意味更浓，让园子也写意起来。直到明清两代，文人的私人园林达到了顶峰。
但在叶放看来，晚明的文人是最幸福的，晚明也是造园的最巅峰。“到了清朝，你看除了园林，从家具到瓷器，每一样都在往上加东西，圈椅的椅背上加雕花，瓷器上的图案越来越繁复，颜色越来越多，这在艺术上是走了下坡路的。上海的豫园，明代时修的好好的云墙，到了清朝，就把云墙改成了龙头墙，实在是不伦不类。”“在造园子这件事上，晚明的文人们状态最好。当时经济发展得好，收藏家多起来，文人不再以谈利为耻。也不寄希望于腐朽的朝廷了，就专心伺弄这些雅趣，像文震亨、米万钟，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手工业非常发达，江南这一代有名的匠人太多了，为苏州有这么多好园子打好了基础。晚明的文人是最幸福的，最懂得把才情放到修身养性的事情上，享受之余还留下了《长物志》这样的书。”
封闭与开放
文人与皇家的财力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私家园林占地不大，就为后来文人造园手法上的一些技巧和规则提供了依据，借景、夹景、漏景等都是小园林必不可少的，对植物和山石的选择也非常讲究，沿袭下来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
在闹市中求清净，高墙必不可少，封闭是幽静的前提，所以，中国的园林与市井之间是不相通的，所谓向园外借景，借的也不过是不远处的山和树，与人群隔离，是中国的社区规划中延续至今的风格。到现在还有做规划的专业人士说，中国的社区还没有把公路还给大家，不能自由穿行，说到底，这和历朝历代私人园林的封闭不无关系。“所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公园一说”，叶放谈到，“要说起公共园林的概念，最接近的就是寺庙园林。”
寺庙园林并不少，从数量上它可能是皇家园林、私人园林的数百倍，在佛教盛行的年代，风景最好之山野都有寺庙，“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相比起皇家园林的“禁闭森严”和私人园林的“非请勿入”，寺庙是难得的公共空间，香客们都可以进来，庶民百姓想要游园，恐怕只能去庙里了。
禅宗成为最受欢迎的一派后，它的影响通过文人士大夫阶层传向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去。
精神性的东西对山、水、石、花草来说，有不可明说的力量。日本使者从唐朝带回禅宗思想，也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古典园林风格，苦修的精神让日本人把原先必备的乔灌木、岛屿、小桥、水体、开花植物全部剔除，就用不随四季变化的常绿树和苔藓、砂、砾石等静止的元素打造枯山水庭院，以达到自我修行的作用。
禅宗讲究农禅并重的“普请制”，就是朝廷给寺庙土地，修行的人们要耕作以求自给自足。有趣的是，因为这个习惯，寺庙园林在植物的发展上有很多新的突破，僧人们种茶，也研究花卉，牡丹就是僧人们研究出来的花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