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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能拥有如此豪华的陪葬品?他又是哪国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伴随着对梁带村几座大墓的全面发掘而逐渐明晰,尤其是在27号墓附近的编号为19号和26号两座大墓。图3
图4
考古人员先是在19号墓出土了两件青铜鬲(图3),在鬲的沿面上发现了铸有“内(芮)公”“内(芮)太子”等字样的铭文(图4),这一发现至为重要,“芮”字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后又在26号墓也出土了带有“芮太子白”铭文的青铜器,还在该墓出土的鼎、簋、甗和壶上发现了铸有“仲姜”二字的铭文。而27号墓在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一件带有“内(芮)公”铭文的簋。这一连串铭文的发现,对专家锁定墓主人身份和墓地的国别提供了有力证据,专家根据“芮公”和“芮太子”铭文,对照史料,如《史记·秦本纪》索隐载:“芮,姬姓国……芮国在冯翊临晋”,基本判定这就是历史上因文献记载甚少而被尘封了2700余年的芮国,这里埋葬的“芮公”应该就是芮国的某位国君。而26号墓发现的“仲姜”铭文又与《左传·桓公三年》中“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故逐之,出居魏”的记载相关,专家据此推测铜器铭文中提到的“仲姜”很有可能就是史料中的“芮姜”。后来,专家又根据27、26、19号这三座墓葬的大小及位置关系,进一步推测27号墓的墓主人或是芮桓公,26号墓的芮姜和19号墓主人是芮桓公的两位夫人。从规模上看,芮姜的墓葬规制高于19号墓的芮桓公的次夫人,但在这座墓也出土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文物,前面提到的大量玛瑙珠等就出自此墓,另外出土有一套非常精美的玉质饰品(图5),饰品出土时位于墓主人足部,左右各一套,应该是踝饰,通过它可使我们联想到贵为国君配偶的精致生活。图5
梁带村芮国墓地共发现周代墓葬1300余座,车马坑64座,出土文物总数两万余件,珍贵文物超过3000件,是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芮国遗存,“芮公”“芮太子”等带铭青铜器的发现,与史料对应,让有关芮国的诸多重大问题迎刃而解,此项考古发现成功跻身于2005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现在这批珍贵的文物已经收藏和展示在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内。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安排?在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发现的十一年后,当年相似的一幕在距离韩城仅不到100公里外的刘家洼再次上演。2016年11月25日的寒冷冬夜,澄城县王庄镇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刘家洼村的群众在地里看见三四个人拿着手电行为异常,民警随即去往现场调查,结果在现场遭到了一伙儿二十余名盗墓贼的疯狂围攻,寡不敌众的民警进行了殊死抵抗却被洛阳铲打伤……第二天民警再次来到现场时,大大小小数十个盗洞裸露在地面触目惊心,有些盗洞内还留有手电筒、铁锹等作案工具和破碎的文物残片。澄城县公安局意识到此处能够吸引数量众多的盗墓贼不惜铤而走险,情况已经十分紧迫,随即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侦破。图6
2017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了刘家洼考古队,考古人员对这处被盗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图6),发现了夯土墙、陶范、陶窑、板瓦建材等与墓地相匹配的居址遗存。但是在初期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出土带有铭文等有效信息的关键器物,使我们无法确定墓葬的性质。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先后在2、3、27、49号墓中均出土了带有“芮公”(图7)“芮太子”“芮太子白”等铭文的青铜器。尤为关键的是在2号墓椁室东北角的一件建鼓上,鼓柱上面的铜柱套管上发现了17个字的铭文,铭文里有刻铭“芮公”作器,表明这个建鼓是芮公制作的乐器,建鼓下面压着的一件铜戈上还发现了“芮行人”铭文。由于目前所有铭文均和“芮”有关,并且没有发现其他国别的文字材料,结合严整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对比后发现,刘家洼与梁带村墓地类似,据此推断刘家洼遗址应该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与梁带村遗址具有前后历史的延续性,在填补了芮国后期的考古空白的同时,更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历史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一处芮国都邑遗址和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发现为研究芮国再添考古实证。图7
与抢救性发掘同步进行的是公安机关对被盗文物的持续追缴,大量文物被追回,其中包括后来被定为一级文物的勾云形编磬(图8)。截至到2019年4月已追缴回被盗文物515件,其中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15件、三级文物80件、一般文物408件,并收缴大量赃款,追缴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虽然这批被盗文物中有保存完整、象征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祭祀礼器青铜簋和目前仅见的一套珍贵勾云形编磬,但是因为被盗文物离开了埋葬初始位置,丧失了大量原始信息,对科学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巨大损失,也为后续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可能很多疑问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答案了。图8
图9
经过十余年时间的持续考古发掘,梁带村和刘家洼所取得的连续性考古成果,为我们了解两周之际周王室东迁后的关中东部政治格局,分封模式、民族交流、人口迁移、诸侯存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参考资料。尽管刘家洼的墓葬遗存没有梁带村的墓葬遗存那样幸运,盗掘情况较为严重,直接出土文物在数量和精美程度上逊于梁带村,但仍不乏重要发现,如出土的大型乐器组合、草原文化典型金器(图9)、精美玉器、铜柄铁刃剑(图10)等,对研究芮国后期的政治、礼制、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而诸如三栏床榻遗存、帐构(图11)等物品的出土,大幅度的提早了同类器物在中国出现和使用的时间,填补了历史和考古研究的空白。图10
图11
像梁带村芮国考古发现一样,刘家洼考古荣列2018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个诸侯国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老传说,并成就了难得一见的考古大发现“姊妹篇”。为了进一步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美术代表人物的创作业绩和艺术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国美术文化,展示新中国60年中国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