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加新展在香格纳上海画廊开幕了，展览名称再朴实不过——《近期的绘画》，如题，画作皆为艺术家近三年间在伦敦的生活记录。
我不知道朱加搬去了伦敦，过去大概有十年，我们在北京的百子湾、大北窑和丽都一带喝过无数杯咖啡和许多顿酒，每每一群人从下午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到傍晚、深夜、凌晨乃至日旦，无所不谈，永不厌弃，那是当代艺术在北京的一个黄金年代。后来我回了南方工作，我的咖啡杯不在北京的局面上了。
直到2018年，我偶然发了去伦敦出差的朋友圈，他看到后发来微信约喝茶小叙，落款是“朱加于Liverpool Street”，我才知道艺术家朱加旅居伦敦了。我对着手机调适自己的认知，在我固有的认知当中，朱加毫无疑问是北京的，北京人与北京当代艺术家，如今他离开北京了！
公差身不由已，收到微信时我已经离开伦敦，直到2019年再去伦敦出差，我决心一定要见到朱加老师。我们设计了各种老友见面的方式，最后因为我行程紧，只能在开完会后就近一见。于是，在伦敦的Holborn，在2019年的一个秋雨夜，我们聊了对彼此来说都恍若隔世的北京、我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伦敦Borough Market的鱼市。两杯酒以后，朱加忽然说，“我又开始画画了，那种感觉真棒，很快，明年应该会有一个画展，在上海”。我说我一定去。
一别隔了疫情，整整十一个月以后，说好的画展上周末在上海徐汇滨江开幕了（至10月18日）。因边境线还未打开，艺术家本人未能回国到场，“当代艺术家缺席自己个展的开幕式”，成为了此次展览的独特注脚。
然而在每一幅作品中，他又都在场，他本人的形象都出现在画面中的某个位置，尽管总是游离于主视图之外——他有时背对观者坐在泰晤士河边的长椅上，我们看不到他的眼光落向何处，身体偏移的方向指向对岸的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碎片大厦；有时他站在夏日傍晚野餐垫外的草地上，似乎关心着朋友们的谈话，眼神却落在画面以外某个未知的地方；或有时他的眼光迷散不在焉，耳朵却专注倾听着《春日骄阳》（两位晒日光浴的女孩）的絮语；又有时他作为伦敦街头的多元族裔之一行走在伦敦桥的某个路口，仿佛赶着去和谁打一个招呼——《你好，伦敦》！然而这些肤色各异的人们，他们谁都不真正属于这里，每个人物身上的白色轮廓线将他们与伦敦的街景区隔开来。
在场却格格不入，这恰恰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世界的隐喻、我们时代的悖论吧！
另一个悖论是“社交”，《近期的绘画》的主题。在我的接触中，朱加是最不善社交的的艺术家，甚至没有之一，他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规避眼神的直接相对（这一习惯在该系列作品中得到彰显），脸上总是带着半杯酒的腼腆红晕，文字交流，哪怕是微信上的三言两语，也都透着谦恭，并且，我猜想他的社交圈仅限于艺术界。然而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交”、这个当代最为显著的命题之一—— 线上的“社交”媒体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标配，后疫情时代人们急于恢复线下“社交”的行为被认为几乎是人性本身。
在这一系列的大多数社交场景中，朱加总是心事重重，面带紧张甚至焦虑，与同一画面中的社交欢颜格格不入。只有在《毕尔巴鄂附近的风景》中，我们唯一一次看到了艺术家的笑容——朱加席地坐在沙滩上，背对我们，侧脸透露着他那一刻的轻松，同样肤色、同是中国艺术家的周铁海双手插袋站在“身边”看着他，两人的姿势、神态与穿着皆充满老朋友之间的亲密与随意。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差异、没有语言隔阂、真正属于他们的舒适时刻，严格意义上，这幅画甚至不该属于这个“社交”主题系列。然而同时，充满悖论地，这一场景被分布在左右两张大小不一的画布上，海水和沙滩的颜色一深一浅，表示着两位艺术家朋友如今身处两个不同的时空，唯有铁海的影子与两人的眼光视线联接着两片沙滩。画面远景处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远到似乎隔着纽约和毕尔巴鄂之间的大半个地球：2017年古根海姆群展《世界的舞台》在纽约开幕，朱加和周铁海是参展艺术家，次年这个展览旅行到毕尔巴鄂，他们去了现场并一起到了海边。
我面对着画作中伦敦公园的场景仍在想着朱加离开北京迁居伦敦这回事。我此刻将它当作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论，一种萨义德式的、自我增添生命新起点的位移失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流浪并从无系泊”。同属不止一个世界与历史而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这种流浪的方法论，正如萨义德所言，不是什么悲壮或被剥夺，而是自由的生成——“我已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我宁取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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