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艺术历经数千年积淀和百多年来的矛盾运化，已步入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文化情境。
伴随着人性的再次解放和向自然的回归，山水文化的新篇章业已展开。
此其时也，促进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伟大事业期待着更多的人们承担起振奋阳刚大美雄风、促进山水画艺术阴阳平衡发展走向新时代的重任，在整合人类既有文化成果的同时，以卓越的审美创造为复兴民族文化艺术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北京画院承办的《孙天牧先生百年华诞山水画大展》将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举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孙天牧画集》将于五月上旬在全国发行；中央 文史馆书画院将于六月出版《耆宿留真》孙天牧卷……
在北京、在莽莽苍苍的华夏山水之间，我的恩师、百岁老人孙天牧先生，用自己美丽的生命和同样美丽的艺术，谱就了一篇“三美”（自然生命、人格精神、艺术形式）和合、大美不言、自然洋溢的交响乐章。
恩师人品刚正率真、风骨清举、俊朗刚毅而又仁厚慈和。画亦如其人，不甘流俗。其艺术格调雄键高逸、清新拔俗、风神、境界、笔墨兼得，美不胜收。
“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仰望着恩师孙天牧先生的艺术、人格与才情，由衷的感叹油然而发：沈德潜斯言是矣！
睿智的“移情别恋”
在长期的学习、探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孙天牧老师作品所含蕴的美，既出自于笔墨，又与潜在的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那刚健清新的精神与气质，显然既是艺术的、自然山水的，也是人的。于是，互相关联着的一些问题便在脑海里油然而生：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人格精神与自然及艺术精神的契合怎样才能实现？北宗山水与恩师的艺术乃至于生命何以会那样和谐？再具体一些，北宗山水画艺术自明清以降一路式微，怎么还会有恁么大的力量把老师从南宗艺境中拉过来？
恩师年青时，便勤奋异常地投入了对山水画的研习之中，不过，那时他学的是南宗，“四王”、沈周、董其昌……一学就是八年。然而，学习的深入并没有带来对南宗山水进一步追求的渴望，反而产生了彷徨。原因很简单，随着对自己本真情性的再发现以及对艺术理解的深入，老师已移情别恋上了北宗山水。因而，当他见到了陈少梅先生的作品之后，“不待别人引荐便登门求教”，少梅师祖更是慧眼识英才，欣然收徒。於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选对了路向的学子十年苦修，终于登堂入室，成就了一段名师高徒的佳话。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时而作出新的选择是常见的事情，既很有意义，也不容易。说此举有意义，是因为它符合育人、成才之道。人的综合素质和审美意趣千差万别，有的适合“唱摇滚”，有的适合“唱美声”，选对了，个人的基本条件及情性与艺术的风神特质相投，便会形成合力，畅达通顺，反之，则会相互悖谬形成干扰，难以达到理想境界。说此举不容易，是因为人对自己及客观事物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对艺术特质及个体天性的双向发现与把握，可以说既需要智慧也需要修炼。
南北两宗，一刚劲雄浑，一秀润柔淡，乃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倘若情性不相投，硬要在那里边寻求发展，无疑是自寻烦恼——上述观点是针对志在攀登艺术高峰者说的，若只是玩玩，想增加一点艺术修养，那又当别论。
在我看来，恩师的选择是天性使然。那么，老师的人格情性又是怎样的呢？
黑白分明 沉稳坚毅 刚直旷达
若放手写去，人品画品之论该是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既然无法展开，索性就记述两件小事吧，我拜在恩师门下五十年，使我获益非浅的，有许多就是这些小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已毕业离校的我应母校造反派之邀，回吉林艺术学院闹革命。到校当天，就感受到了恩师对天下大乱、世风日下的深切忧虑。那时，老师们大都成了革命对象，做学问搞艺术则成了企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第三天，我参加了一场批斗会，正象孙老师所说的那样，革命造反派不仅言词激烈，还连踢带打地动了武，被打老师悲怆的眼神令人至今难忘。那情景使我十分震惊和不解：怎么可以打骂老师！我毕业之后，一头便扎到工作里，心思大都在专业上，实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於是就问恩师该怎么办。孙老师说：“如此胡闹，国将不国，无师无教，成何体统，别跟他的掺合”。老师的话促使我不再犹豫了，当晚，我就开了小差。
文革中还有件事，着实让恩师吃了些苦头，后来却传为了美谈：涉外宾馆北京饭店落成后，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有关部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组织了李苦禅等一些画坛名家搞创作，孙师亦在其中。不幸的是，他们创作的精美作品被打成了“黑画”，作者也就成了“黑画家”。随即，孙老师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力，画坛精英变成了看收发室的勤杂工，还要不时地接受批判。淫威之下，老师把许多画都撕毁烧掉了。真可惜呀，当时我不在老师身边，不然，说什么也要帮老师把画藏起来。后来，我去长春探望老师，他把裁成三十二开大小的几幅残片交给我，强忍着眼泪说：“身边的画都烧了，这几片你留着做个纪念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老师提起此事，便忍不住要痛骂几句“四人帮”祸国秧民，对他们居心叵测地暗算周恩来总理，恩师更是义愤填膺。
老师是山东人，齐鲁之士本多英杰，再加上正直、饱学的革命老人孙墨佛言传身教，使他很早就养成了一股浩然之气，并铸就了刚直不阿、率真坦诚的品格，同时，也使他养成了谨严求实的作风。这些，与他的艺术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水墨苍劲 色彩斑斓 直抒胸臆
优秀的山水画大都涵咏着自然与人格以及艺术和合之美，而精神意蕴的透露阐发必然要倚重特定或相应的形式语言，在迹化山水精神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的，正是恩师那炉火纯青的笔墨。
关于艺术语言的精神情境、品格境界及其在水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我在《语境的升华与生命语汇的建构》（《美术观察》2002.5）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曾指出：传统笔墨虽是一个高度完备的语言体系，但并不是伸手可及的，即使有本事搬用之，也是不足取的。因为只有富含生命资质与张力、并涵咏着自然与人格精神的笔墨才可能创造不朽的艺术，而这样的笔墨是“搬”不动也抄不来的，在对形式语言的追索之中，一定要在融铸重构上下功夫。
孙老师的笔墨，可以说正是自然美、形式美、人格美化合的产物。从用笔上看，南宋画院四大家及李成、郭熙、仇英、唐寅、陈少梅的直接影响及南宗诸家的补益，使之既刚劲有力，却又不剑拔驽张，挺健中隐含着婀娜之姿，法度谨严却又谙合自然天趣。用墨苍而润，变化丰富，韵味横生。我曾见老师一些用墨很重的画，依然满纸清气，用墨很淡的画，清旷空灵却一点也不空泛。
说到北宗的“墨”，是不能不强调一下它被人忽略了的一个功绩的。北宗的“笔”刚强劲直，有些画家则更粗硬狂放些，在强化了阳刚之美的同时，有时却也产生了燥、薄的币端，这情形在师法北宗的异域大家中也有反映。好在北宗的大部分画家都十分重视用墨，而且把泼墨之妙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就了笔墨之美。在孙老师这里，“笔”与“墨”契合无间，完全一体化了，造型、造境、铺陈调子、渲染气氛、抒情写意，一下笔便全都有了，这在技巧上难度相当大，故一些南宗大家对此也颇多忌惮。孙老师的“大剂量”、“多功能”及技巧丰富的用墨，充分地体现了北宗水墨苍劲的风貌。“劲”的含义不言自明，“苍”则有苍茫、苍浑、淋漓氤氲之意，此类意趣性近阴柔。可以说，北宗淋漓酣畅苍浑的“墨”，与刚性十足的“笔”恰好构成了矛盾互补的一个统一体，阴阳互补而又相生，笔精墨妙，遂成大器！
恩师在语言上的探索，除了“笔墨”之外，还体现在色彩及节奏韵律两个方面。在色彩上，他对朱砂、石青、石绿、石黄等颜色的运用十分大胆，并改变了传统三矾九染等施彩方式，把“笔”与“色”、“情”与“境”高度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很有意味的突破。由于点染这类颜色之前，已用相通的笔法完成了墨稿，有时还染上些相辅相成的底色，故最终的效果强烈、厚重而又丰富。这种施彩方式生发变化的余地也很大，可工可写，若在泼写之中揉合进一些特殊技法，亦可收奇效。孙老师在色彩方面的上述改变，以及在纯水墨或淡彩中局部施以亮丽石色的处理，都大大加强了色彩的表现力，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色彩情境。《霜叶红于二月花》、《汪清秋光》、《万壑秋林》等作品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
传统北宗山水的大、小斧劈等皴法，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画起来很难，以至于不少很有成就的大家画起这类东西，都经常捉襟见肘，一片狼藉。因为就在那真正的一气呵成之间，笔与墨、笔墨与形象与主客观的情性气质等等，都熔铸在一起了，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油然而生的与音乐般的节奏韵律关联在一起的形式构成之美。在这方面，大、小斧劈及云头等皴法对诸多形式因素构成的和谐要求甚严，处理得好，自然天成，美不胜收，处理不好便会失之于粗野狂怪杂乱，或刻板呆滞匠气十足。孙老师为人虽然刚直严谨，但对呆板匠气显然是很不喜欢的，故在中年之后，笔墨更趋自然灵动。
放逸自然的笔墨传导给读者的，是一种融怡舒适的感觉，反之则很难受。但放松也不是没有讲究的，有句话叫做“放在精微”，精微在什么地方？我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笔墨构成的关系上。关系融洽，不仅有助于表现力的提高，也会产生某种饶有意味的节奏和韵律。
在恩师笔意疏放自然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一种若即若离、笔断意连、跌宕有致的运动感，那实际上是一种很美的音乐感。这种美感，与点线面形体色彩等形式因素组构在一起时自然形成的节奏韵律是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在或多或少摆脱了客观形体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形式本体建构状态之后才能出现的，从这个方面讲，如果笔墨的抽象构成意味进一步加强，音乐感便会进一步得到强化，某些北宗山水画刻板呆滞的毛病便也会得到克服。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北宗笔墨形式语言新构的一个取向吧。
进而言之，山水画空间境界的音乐化，是在“观形想声”或“听声类型”的通感交会以及“置陈布势”、“提按勾点”、“分黑布白”、“欲令众山皆响”的艺术终极创造之中实现的——“一切艺术终极于音乐”，这几乎已成为西方画家乃至东方文化人的共识。但遗憾的是，通过超卓的形式本体建构，使之成为更易感知的现实，还只是在极少数文化精英的艺术中显露出了端倪。
中国美术馆的见证
在与恩师长达近50年的相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极为重视传统，而且十分讲究“取法乎上”和学以致用。同时，作为深爱传统的一代传统名宿，他也怀有深深的“创新情结”， 绝不泥古不化，前文议论到的在形式语言上的探索与建树，正是这种情结使然。
早在60年代初，孙天牧老师到吉林艺术学院任教，文化环境的改变引发了一些思考，而深入林区，则促使他与大自然有了亲密的接触，于是画风逐渐发生了变化。
作为弟子，恩师对他的老师陈少梅及其艺术敬仰至极。经过长时间的心摹手追，所作笔精墨妙，完全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这在他60年代之前的大量作品（包括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临摹的唐、宋、元、明历代大师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然而，孙老师并没有满足于肖似于老师的笔墨，而是根据自己切实的生活感受和性灵情味，进行了新的创造。于是，就有了从工具材料，到笔墨、色彩乃至于风神韵致的诸多变化。
我在2009《纪念国画大师陈少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应邀宣读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是师徒，也是同志——陈少梅、孙天牧探究一得》，文中谈到：
“这个时候，孙天牧就不再是‘李、刘、马、夏’，也不再是‘陈少梅’了，而成了真正的‘孙天牧’。 那么，此时此刻的弟子与老师还是不是‘同志’了呢？依然是的，或者应该说更是了，只不过两者的艺术之间，已有了不同。这个‘不同’相当珍贵，因为，‘和而不同’之‘和’乃‘君子之和’那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大和’，‘大和’才能产生‘大美’，才能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
从‘可以乱真’步入‘君子之和’，孙天牧老师通过形式本体的重构，成功地完成了人生与艺术同步的升华，令人欢欣鼓舞。”
正因如此，恩师孙天牧的艺术受到了社会广泛的重视，2004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中国美协艺委会联合主办的《孙天牧绘画生涯八十周年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致使京城轰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不仅也在中国美术馆办过画展，还参加过许多高层次的艺术学术活动，但孙老师那次展览的盛况，仍可谓平生仅见。其规格及学术层次之高、作品之精美、冠盖云集人山人海气氛之热烈，央视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以及专家的热情评论……令人久久难忘。
一个一向十分低调甘于寂寞的90多岁老人的画展，何以会引发如此热情？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一些评论家和观众所云：“天牧先生取法高古，卓然不群，诚大家是也。”（许麟卢）“孙先生的绘画以古为师，以造物为师，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我们后学师法传统的楷模。”（王明明）“天牧先生一生‘专骛’‘北宗山水’，有他独特的审美取向。他对宋贤精华推崇备至，其缘由不仅是老人对这份珍贵的遗产知之甚深，有真切的体悟，更在于画家找到了与自身气质契合之处。”（英若识）“孙天牧先生的作品显示了运用传统笔墨对山水画注入新意境的自如与娴熟，充满着生活情趣，使我们欣赏到自然本体和精神理念的完美结合，领略到大师笔下的纵横吞吐、逶迤连绵的北国风光，以及闲适空灵、散淡无为的江南诗意。循古法而出新意，这是孙先生对中国绘画的杰出贡献。”（葛路、克地）观众普遍的反映则是：滋味醇厚，东西地道，还有新的创造，太好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但真正能“贵”起来的，还得具有优良的品质。孙老师的艺术，品位、境界、笔墨俱高居上乘，又雅俗共赏，受到广大受众青睐，理所当然。
如前文所述，恩师之于创新，不仅自己长期身体力行，承前启后，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而且十分鼓励学生去进行有别于老师的审美创造，这一点，我的感受极为深刻。
2001年冬，由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主办，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水墨三代人——刘国松 董萍实 王长百现代水墨艺术巡回展》。由于老师一直把复兴北派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而我参展的却都是新创的“纹象山水”，所以心里直打鼓：老爷子会不会不开心哪？展前我去老师家汇报，请他老人家去美术馆看看。我记得当时我坦白交代了一番之后说：“我是来请您骂我来了”，老师说：“创新没错啊，我们一定去。”开幕那天，老师带着全家人，早早地来到了美术馆。老师不仅看得很认真，而且还热情洋溢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的现场采访，那时他手术后刚刚恢复，令人十分感动。人对于赞美总是记得特别清楚：老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画的很好！虽然新意十足，内里边却涵咏着传统精神及北派风骨”，“董萍实跟我学北派，非常用功……他做事情不张扬，但是很有胆识，也很执著，变、变、变，终于有了自己的风貌，这非常难得，没准以后人们就要跟他学了……艺术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创新的，如果不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导致千人一面万人一体，便没有了万紫千红的局面。”老师常教导我民族艺术的繁荣，需要大气度，大团结……老师所谓的“大团结”，我理解就是学术文化的交汇及传统与现代的熔铸。在我的本命年，恩师还亲笔给我书写了一幅字：“重铸北宗山水精神，引领天地大美雄风”，以为鞭策——恩师的气度、胸怀、以及他老人家对晚辈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盛世花开 青春永驻
子曰：“仁者爱人”，事实上，“爱人者人亦爱之”——恩师的际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数十年来，恩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竭尽所能，为社会为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党和国家以及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关心着他，喜欢着他。我想，国务院参事室的领导及中央文史研究馆等部门为他举办百岁画展等系列庆祝活动，所谱写的，正是繁华的盛世之中，经济发达，文艺复兴，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而又蓬勃昂扬的赞歌。
谈到盛世风情，我想起了这样几件饶有情趣的事情：2007年中秋佳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在孙老师面前，总理停住了脚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今年是您老的本命年，96岁了，恭祝您老健康快乐！”恩师笑着回答道：“谢谢总理。不过我刚刚又长了一岁，97岁了。”总理问：“那是为什么？”恩师答道：“共和国阳光灿烂，我这是按照阳历计算的。”总理哈哈大笑：“我也这样计算”。
2008年奥运期间，温家宝总理到文史馆看望国务院参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同志们，他深情地讲到：“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富强，我由衷地希望，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们，能够看到并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孙老师随即高声答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享受到了！”总理和恩师的话语，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992年，香港隆重地举办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品展》，恩师孙天牧的《长林石径》等11幅作品参展，受到了高度评价。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启功先生在这11幅画上，都题了诗。书法绘画，珠联璧合，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两位艺术家的精彩之作以及他们的深厚情谊，一时传为美谈。启功先生与恩师一直互相引为知己，感情亲密，多有往来。早年，我们为了促进北宗山水画艺术的发展，成立了“北宗山水画研究会”，恩师让我出任会长，多做些事情，他来作名誉会长。我建议请启功先生担任艺术顾问，他虽然非常忙，但恩师亲自去请，应该没问题。启功先生果然应允了，但开了句玩笑：“欣然从命，顾而难问”，既委婉地道出了“实在太忙”，又包含着有孙老师这样的大方家在，岂敢置啄之意，两人互相敬重之情，溢于言表。2003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了《孙天牧画集》，启功先生为之作序，为老友艺术青春永驻而感到高兴，赞曰：“天牧先生寿登九十有一，而笔力坚卓，设色大方，无丝毫暮年风貌”！
2009年8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给中央文史研究馆“天牧老、中石、熹年、尚谊诸先生”的复信中谈到：“中华书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文史研究馆创建至今，诸多先生耆年硕学，艺术造诣高深，一支毛笔，一张宣纸，留下了传世佳作；同时甘为人梯，热心提携新人，为中华书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做出了宝贵贡献……祝愿诸位先生艺术青春永驻，健康长寿！”
总理的关怀和嘉勉、国务院参事室及中央文史研究馆等部门的支持鼓励，以及社会广泛的关注，使恩师铭记在心、非常振奋，去年我应邀去天津参加《纪念国画大师陈少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和画展，老师多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萍实，‘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继续努力。记着，回去后要让千里不要贪玩，好好画，接好你的斑儿…… 。 “千里”是早年恩师给我女儿董昕起的号，多少年过去了，他老人家还记得小家伙贪玩，令人感到无比温暖。
行文至此，一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难以自己——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事业的发展，对于恩师这一辈的老先生们来说，那岂不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夙愿吗？！欣逢盛世，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任，万众一心的炎黄子孙，又有谁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并深以为己任呢？！
2010年三月于深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