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一样，没有水的地方是荒凉，而没有人的地方，肯定也是荒凉。这是一个生态问题，自然生态的问题比较好理解，可是，文化生态的失衡不仅是不容易察觉，而且也不太好理解。这几年，中心城市之外的各地美术人才纷纷走向大城市，尤以北京最为集中。一等有本事的人，被调到国家事业型文化单位，画院、研究院等等;二等有本事的人，自己调自己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入区的入区，进村的进村。后者反正没有了“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想怎么就怎么，也无关乎大局;可是，前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文化生态。
想当年，最高国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立中国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在筹建的一开始就准备调在江南享有盛名的傅抱石，因为江苏省委不放人，由此有了江苏自己筹建国画院的历史性决定。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江苏省委高度重视自己的人才;二是有实实在在的因人设事的举措。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傅抱石被调到上海，就不会有江苏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在全国具有样板示范性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可能有名垂20世纪美术史的江苏画派。如果接着说，假如像现在这样，把江苏的傅抱石、钱松喦，陕西的石鲁、赵望云，上海的丰子恺、吴湖帆、唐云，广东的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在地方上扛旗的名家，都调到北京来，都成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家，那么，20世纪中后期的美术史将是枯燥乏味的。如果只有北京中国画院，而没有上海中国画院，那显然就没有了中国画不同地区的不同面貌。
虽然历史不能如果和假设，然而，历史的经验却值得注意。中心城市与地方美术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文化生态的问题，是保持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没有吴门画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等地方性的画派和地方性的名家，只有院体和宫廷画家，中国绘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将大打折扣。在一个文化生态链上，适合区域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区域性的阳光雨露的滋养。区域性的物种反映了自然的可能性，因此，适应性是文化生态基本的因果关系。在当下越来越国际化的现实中，趋同已经成为文化的灾难。在中国，地方上的著名画家越来越集中到中心城市和中央单位，地方上没有人扛旗了，整体实力降低了。因为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地方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东南西北集合到中，地方美术的建设和发展缺少原来的活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另一方面来看，集中到东南西北各地人才的中央单位，虽然人才济济，提高了整体的实力，艺术的形式风格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可是，多样性的反面，容易形成大杂烩的弊端。而从道义上来看，不栽树，只乘凉;不播种，只收获，也有欠安之处。反过来看，地方上如果确实重视人才，有心挽留，又有得力的措施，相信目前的状况会有所改观。当然，人往高处走和水往低处流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看来是规律性的问题，为何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没有显现。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当时各地方政府和艺术机构不仅重视人才，而且高度重视培养人才。那时候强调人才的系统性(地方性)，是其保持地方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