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王大战威尼斯

“蛙王”在其工作室

今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视觉艺术)，代表香港出战的是“蛙王”郭孟浩，展览名为“蛙托邦 鸿港浩搞笔鸦”。从事创作40余年，蛙王一直身体力行，用艺术创造正能量;更实验多种物料，成为香港艺术的先驱人物，创作如生命般丰厚。　

还记得那天天气炎热，牛棚的“蛙王郭博物馆”前的绿色植物，长得茂茂密密。我敲了敲门，没有反应。从大门的玻璃窗往裡看，一条小路夹在两旁从地面一直堆上天花板的杂物(作品?)中间，小路尽头隐约可见一个小空间，露出一张椅子的一角。我还在好奇地窥探，一个身影慢慢“飘”了过来，门嘎地一声被拉开，是一个打扮整齐的和蔼长者。不得不承认，我当时有点发呆，因为不论是早期照片中如愤青般留着长发的青年男子，或是打扮得“琳瑯满目”的搞鬼艺术家，都难以和眼前此人对上号。他，就是“蛙王”?

“平时我都要装好身才照相的，不过现在天气太热，所以……不过我有很简易的装身办法，很快就好。”不到5分钟，熟悉的“蛙王”坐在了我的对面，採访，这才开始。访问期间，我仍然忍不住东张西望，挂在墙上的“变装”道具、放置碗碟的架子、嵌在小空档中的鱼缸……这个被海量物品包围的小空间，看似杂乱，却有一种自己的秩序。蛙王一边讲话，一边不时用长木条调整一下远处空调机的风口，又从身后看似杂乱无章的柜子中熟练地找出资料、光盘，或是杂誌;给客人準备的饮料有四五种一字排开，旁边的杯子裡贴心地插着吸管。我剎那间如同来到了宫崎骏动画中的世界，就好像千与千寻走入锅炉爷爷自成一国的工作间，看他用无比熟练的手法，从杂物中有条不紊地抽出一个个神奇物件。空气中有一种怀旧又舒适的味道。

谁说蛙王疯癫恶搞?他比你我都有逻辑。他看似“乱来”的艺术创作后也有一套清晰理念，正能量到飞起。

艺术即蛙 玩转任次元

蛙王说：“生活和艺术分不开，艺术即蛙。”对他来说，青蛙这种两栖动物，生活在水中和陆地上，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探索的自由度很大。蛙王的创作的确如青蛙般穿梭不同世界，打破框框与边界。从1967年第一个展览开始，蛙王至今已经参与了超过3,500项艺术活动，作品的种类，包括涂鸦、绘画、书法、雕塑、装置、行为等等，创作的材料更是由传统画布到生活中的卫生纸卷都有，真正把创作的範围由平面的“二次元”推展到随心所欲的“任次元”，做到“如何都艺术”的境界。

在他的创作中，蛙是当之无愧的主角。1989年至今，他发起“青蛙眼镜”计划，邀请每个参观者一起玩，戴上他亲手製作的青蛙眼镜，照相留下“倩影”。戴过青蛙眼镜的，有艺术家好友们，有路人，有澳门小姐，有小猪，也有Kate Mose的海报。这个百搭装饰成为了他的签名式，也正在体现出他认为艺术中人人平等、万物齐一的理念。

他还打造了大量的“青蛙窗口”，在一个类似大嘴蛙的方框中放进摄影作品，变成生活与创作的即时记录。被录入其中的，有他的行为表演，有在纽约时的涂鸦，有在生活中到处发现的青蛙图案，还有韩国太太十多年来亲手做的菜，甚至他中学时的生活照。“比如裡面有一对罐，是以前别人送给我爸爸的。我爸爸以前在联合国海关做监察长，性格很刚正，人家送给他，是‘正刚似铁’的意思。我很小爸爸就去世了，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些遗物。”

也许有人说，这也算艺术作品吗?但这恰恰是蛙王艺术理念很重要的一部分——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通过这种寓于生活的海量创作，他在1999年开始了“九百万件作品计划”。在牛棚的蛙王博物馆中，可以看到玻璃上的绘画、写在一次性纸碟和毛巾上的书法、烧焦上色后成为装置的厕纸卷、悬挂下来互相串联的充气胶袋……900万件作品，本身就是打破框框的创作实验。

在蛙王的创作中，行为艺术也是重要一环，早在70年代，他便已在香港做行为艺术，在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中，被视作“搞搞震”的异类。1979年4月，他获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交流展，在参加户外参观活动的同时，在故宫、天安门、长城、颐和园等地做突发的创作。他把充气的胶袋用尼龙绳串起，挂在建筑物上展开并摄影，这“长城胶袋计划”令他成为“中国行为艺术第一人”。

“身体装置是把人本身当作一个物料，去做一个生命雕塑。”蛙王说。

但最重要的是，蛙王的艺术是快乐的艺术，他喜欢与人同乐，在游戏中与观众互动即兴。这次去威尼斯参展，蛙王请来曾经教过的学生刘小康作平面设计统筹，设计的标誌就是一个大大的青蛙笑脸。“这裡面有中英文字体的综合，中间的一条意味着中西的桥樑，也体现快乐平和的未来，整个造型又像一艘帆船—一帆风顺。”其中一幅宣传海报，蛙王举着蛙的笑脸，背后是他独创的“叁文治字体”，将中文英文夹杂在一起，用书法的形式写出一个大大的“爱”字。蛙王说：“现在的时代好像什么东西都在不停变动，艺术家要追求一些东西来和大环境协调。我找到‘爱’来作为回应。生活中有很多灾难变动，大家难以挤出一个小小的笑容。我这个蛙叔叔很希望创作一种融合欢喜、万物齐一的世界。展览的主题‘蛙托邦’，就是这么一个想像性的国度。”

艺术值得奋身一搏

蛙王说，他创作的能量大概是与生俱来。幼稚园时，他便喜欢用动作来表达自己，很得老师的喜爱。“诡计多多”的他也时常整蛊同学，例如悄悄用绳子把同学裤头绑在树上，再让他来抓自己等等。中学的时候他也喜欢扮鬼扮马，有很多淘气举动。例如在安静的自修课堂上“带领”大家不停咳嗽，搞得一帮人被老师罚站。知道了这些“前科”，再来看他后来出格的艺术创作，就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80年代，蛙王前往纽约，一住15年，1995年才回到香港。去纽约前，他是理工大学设计系的讲师，辞职到美国后，却要蹲街边写大字。一般人大概很难接受这种变化，他却很释然。“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工作证可以维生，另外也是体验现场创作的经验。在街边创作，已经摆脱了阶级观念或是面子问题。艺术正是有这种自由度：不要想太多，就去做好了。”

蛙王说，要想作品演变成有个人风格的创造，必须投入生活才行，“不能没感觉、没体验。”他又说，现在香港的艺术系学生，要应付考试，创作也往往被框框框住，跳不出来。如果想要拿个学位，必定要和老师教的东西去协调，不能太出轨，只能稳稳当当地创作。毕业后找份工作，就更被制度牵着走，创作生活越来越侷促，等到有了家庭，要供楼，就更难全面地去创作。

蛙王说，做创作，成功的机会大概只有1%，但放弃的话就意味着连最后的可能性都失去。做创作，要够胆奋身一搏。“我现在都担心交租的问题的。”他说：“今天早上太太才问我交租怎么办。但是上个月我捐了一幅画出去，筹到11万，给Clean Air Foundation，我交不了租，却又筹到钱哦。因为这对自己来说有存在的意义，证明我是精神富有的。我能随时做很多创作，这就是无价之宝。你看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有能力，能控制自己的自由度。”

蛙王说，创作的自由令生活平衡，更脱离了围着钱转的焦虑状态。“我是一个例子，走出一条另类的路线。”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