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里曾是多少人追逐梦想的福地。
这里曾是多少代矿工和他们父母子女赖以生存的饭碗。
这里曾是多少北票人刻骨铭心的乡愁。
自清末的小煤窑到资源枯竭停采，一个多世纪的白云苍狗、斗转星移，承载着北票兴衰的乌金凤凰，经历了几度的浴火自焚而又破茧化蝶。
珍贵残存的矿山文化遗产，诉说着曾经的屈辱和辉煌，寂静封尘的矿山文化档案，陈述着火与血、爱与恨、生与死的乌金传奇，孤悬高耸的水塔竖井洗煤楼，追忆着昨日的辉煌和期待着重生的渴望。
1947年11月29日，北票全境解放，1948年1月北票煤矿各坑口相继恢复生产，累计为新中国贡献优质煤炭126194375吨。涌现出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300多人次，集体打造了“勤俭奉献、包容创新、艰苦奋斗、无坚不摧”的北票煤城精神，为后人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
煤城百年记忆“乌金涅槃”系列展播将以：漠南煤窑、民国初兴、满洲血泪、矿山烽火、煤城辉煌五个单元，向您展示北票几代人挥之不去的乡愁，旨在传承北票煤城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开创未来、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第一单元 漠南煤窑
序
北票，因煤而名。然，北票的煤是怎么形成的？北票人何时发现了煤？北票人何时开发了煤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塞外小山村，怎么就得到了朝廷颁发的开采执照？尹湛纳希家的忠信府什么时候开挖了小煤窑？清末的公司律对北票的小煤窑产生了什么影响？请您关注北票文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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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历史沿革之四
南北朝时期：初属北魏，公元444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属营州昌黎郡龙城县，北境为契丹地。北齐时为营州冀阳郡龙城县，北境为契丹地。北周时，北齐的营州刺史高宝宁割据。北部为契丹地。
隋朝时期：开皇初年设营州总管府，北票属建德郡龙山县。北境为契丹地。不久废建德郡，改龙城为龙山县。大业十一年，废营州总管府，置辽西郡（辽西郡治原在汝罗城，即今义县王民屯，后迁至柳城，称柳城郡）柳城县，北票属之。大业十三年罗艺割据，柳城太守杨林甫改柳城为营州。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武德初年属于河北道营州总管府柳城县。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属营州都督府玄州（契丹）；公元696年（武周万岁通天元年）营州为契丹所陷，北票属契丹地；公元710年，析玄州置青山州青山县，北票隶之；公元717年（玄宗开元五年）唐又还治柳城。
高力士，被误读千载的北燕皇室后人
张松
朝阳被称“三燕故都”。所谓“三燕”，指南北朝时期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起源龙城的割据政权。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氏创立，北燕则由汉人冯跋缔造。国祚仅28年的北燕民寡地狭，在公元436年被强大的北魏所灭，但冯氏皇族的后续故事却未因国破家亡戛然而止，反而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史篇！投奔刘宋王朝的一支北燕皇族在岭南安家落户，此后名人辈出，其中一个叫冯元一的北燕皇族后裔曾跻身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权倾朝野。此人便是后世家喻户晓、在小说戏曲中为李白脱靴的高力士！
高力士家族的坎坷流亡史
公元436年，北魏大军攻进北燕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北燕末帝冯弘仓皇逃奔辽东，历时28年的北燕政权宣告灭亡。
北燕亡国后，北燕昭成帝冯弘第四子冯业授父命，率宗族、亲兵300余人从辽宁熊岳乘船渡海投奔南方的刘宋王朝，受封广东新会，与岭南的冼姓大族联姻，冯冼两族携手保境抚民、安邦定国，令海南岛正式归属华夏版图，其事迹受到三朝帝王的褒奖！这枝从龙城走出的北燕皇室后裔，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心怀社稷、造福百姓，至今遗泽绵延。
冯业的子孙在南朝的梁、陈与隋、唐等朝，出任太守、刺史等地方高官者比比皆是，位列公侯者不乏其人。在广东茂名高州市内的冼太庙中，正堂塑有冯宝与冼夫人二人的坐像，两侧则分列冯冼后世成名子孙的立像，如被隋文帝册封为崖州总管平原公的冯宝与冼夫人之子冯仆，被唐太宗册封为左武卫大将军的冯宝与冼夫人之孙冯盎……其中一个立像颇为引人注目，此人宦官装束，头戴蓝冠，身披红袍，手捻拂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力士！
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冯宝与冼夫人的第六代孙，正宗的北燕皇室后人。需要纠偏的是，高力士并非市井误传的奸佞小人，而是捍卫江山社稷，一生尽心侍主的大唐忠臣！
蒙冤受屈的北燕皇室后人
史载，高力士（冯元一）祖籍广东电白良德霞洞堡，幼时随父迁于任所潘州居住，潘州即今广东高州。高力士故居位于广东省高州市区集贤街、安荣二巷一带，始建于唐初，后经历代修葺，清代重建一直保存至现代。高力士死后，他的骨殖被安葬于唐玄宗泰陵旁，是唐玄宗陵寝旁唯一的陪葬墓。他在高州故乡的家人将其衣冠葬于城郊的风梢岭上，高力士的衣冠冢背靠高山，前临鉴水，当地百姓称其为太监墓。
在高力士衣冠墓左下方，建有一座用于祭祀的“乐平庙”，从乐平庙到高力士衣冠墓地，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小溪，一条古驿道跨溪而过，溪上修建一座石桥称“落马桥”，桥头竖有大唐王朝恩赐的御碑，碑上刻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八个大字，以此彰显朝廷赐予高力士的特殊礼遇。
高力士的曾祖父名冯盎，官至隋朝的左武卫大将军；祖父名冯智戴病逝后，被唐王朝追封为洪州都督；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身为冯君衡少子的冯元一出自官宦世家，祖上又是北燕皇室与当地冼姓豪门，如此显赫的门第与尊贵的家庭，其子弟按理应登堂入室，出将入相，怎会去做为人不齿的低贱太监呢？
原来，唐长寿三年即公元694年2月，有人向朝廷诬告说岭南流人谋反，其时已是武则天掌权，闻讯后，武则天便派司刑评事万国俊领监察御史前往岭南查处。酷吏万国俊大开杀戒、大搞株连，时任潘州刺史的冯君衡不幸与此冤案有关，被下令满门被抄，家产全部抄没，冯宝与冼夫人这一枝后人惨遭重创，那时，冯元一年仅十岁。鉴于冯冼氏族祖上有功于朝廷，年幼的冯元一被法外开恩免于一死，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冯元一被强制与母亲麦氏分离，锁拿为奴，惨受阉割酷刑，以罪臣之后被送入长安，入朝当了宦官。
圣历元年（698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冯元一进奉给武则天。因冯元一天资聪颖，悟性很高，甚得武后喜欢，将他留在身边使，并按“佛家护法神将左金刚右力士”之意，改其名为力士。尽管冯元一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但伴君如伴虎，一次，他不慎犯了小过，挨了一顿鞭子，被逐出禁宫，内宫高延福收其为养子，由此改姓高，从此便称高力士。
高力士母亲麦氏是隋大将军宿国猛公麦铁杖之曾孙女，与母亲失散时，高力士年仅十岁。二十年后，高力士权高位重，攀附之人踏破门槛，岭南节度使在泷（lóng）州（今罗定）找到了麦氏，把她送至京城。母子失散多年，相见不相识。麦氏对力士说：“胸前七黑子在否？”力士解开上衣一看，果然如是。麦氏又取出一项金环给力士辨认，力士立即认出此金环是他小时候经常戴在身上的佩饰物，双方信物俱全，母子身份确定无疑，悲喜交集，激动得相抱痛哭。
唐玄宗得知高力士母子的凄惨遭遇后，甚表同情，即召见母子俩，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其冤死的父亲冯君衡为广州大都督。同时，对高延福夫妇过去对高力士的抚养与扶助，玄宗深表赞许，赐其夫妇黄金百两以示嘉奖。
出谋划策 忠心捧日助李唐
高力士的养父高延福是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门下，借助高延福的关系，被贬斥出宫的高力士攀附上了武三思，从而再获武则天的信任，被重召入宫。就在这时，高力士结交上了尚为王子的李隆基，两人私教甚笃。
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党羽，拥自己的父亲李旦复帝位，高力士效鞍前马后之劳，出力甚多。李隆基当上太子，高力士有参与谋划之功，因而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公元712年，高力士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铲除。高力士因功升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萧至忠和岑羲密谋反叛李隆基，高力士提前获知内情，予以诛杀，高力士因功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封渤海郡公。
李隆基登基，改年号为开元。李隆基称帝后，各地送来的奏章均交予高力士先过目。小事，任由高力士自行处理、依律处置；大事，才由高力士转呈李隆基过目，这时的高力士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俨然是大唐王朝的“二当家”。
后来的大唐的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均经高力士推荐，才荣登高位的。李林甫、杨国忠为弄权误国的奸相，安禄山为残毁大唐江山的叛臣，因高力士推荐这些人为官，饱受后世非议，被视作奸佞同党。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智谋超群、能力非凡之人，高力士推荐他们，非为一己之私，而是出于有助大唐江山社稷的考虑，若说责任，只能说是识人不明。
高力士虽然推荐了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出将入相，却未与这些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而是一切以唐玄宗和李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为核心，时时对唐玄宗予以劝谏与提醒。
唐玄宗晚年逐渐沉迷声色，十几年来无意朝政，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dí买进粮食）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土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
高力士对唐玄宗的劝诫是十分中肯的，李林甫、牛仙客大量从民间买粮，大幅提高粮食税收，虽然一时国库充盈，但民间愈发空虚，一旦发生战争、灾荒，民间自救能力缺失，百姓家无隔夜之粮，岂不天下大乱？此外，身为一国之君，又岂可将军国大权假手于人？李林甫当时权势熏天，高力士能对玄宗说出这等肺腑之言，足见其忠心。
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李宓（mì）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宰相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忖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所说的“边将”，即安禄山。他是在暗示唐玄宗，手握重兵、心怀叵测的安禄山有可能反叛，应及时加以控制，收回边事大权，以绝后患。高力士此语一出，立刻引起唐玄宗的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轮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高力士借回奏，委婉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
唐玄宗晚年统治腐朽，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逃往成都避难。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甚为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罢，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的是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高力士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对唐玄宗的诤诤谏言实不亚于大唐名臣魏征，但唐玄宗终究不是唐太宗，对高力士的赤胆忠言过耳不留，终致大祸，而后世之人，每每道听途说，将一位忠心捧日的大唐忠臣竟描污成巧言令色、惑乱君听的奸佞之徒。
恃宠不骄 高力士执守臣节
因高力士功勋卓著，忠心侍主，因此职位一再迁升，天宝七年（748年），玄宗加封力士为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位列从一品。大唐江山历经289年共20帝，皇亲国戚享有位列三司尊号者都寥寥无几，高力士身为宦官，居然位列三司，地位之高不遑多论。
随着高力士在宫中的权势越来越大，许多文臣武将都来巴结他，连东宫太子李亨，都称高力士为二兄；其他的亲王、公主，则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爷；玄宗也不呼其名，而称他为将军。高力士虽然受宠过人，权势凌众，但对如何运作权力却十分慎重，头脑清醒。高力士在辅佐玄宗处理政事时，无论巨细，都亲力亲为，妥贴恰当。史载，“（高力士）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乃忠臣也。”
高力士如此侍君，自然获得君王的信任与厚待。唐玄宗一生对高力士信任始终，不离不弃，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此语足见唐玄宗与高力士间非常人可比的主仆深情、君臣恩义。
谁知，到了明代，一位叫冯梦龙的文学家却在自己的“三言”小说中虚构出“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荒诞故事，将自己这位同姓由白抹黑，再加上民间戏曲的广泛散播，高力士这位执守臣节、忠心捧日的北燕皇族后人，竟被歪曲形象，沦为一祸国殃民的宫廷小人！
权倾朝野高力士 千古功罪谁评说
高力士（684年—762年），本名冯元一，是中国唐代的著名宦官。祖籍潘州（今广东高州市），曾祖冯盎、祖父冯智玳、父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他幼年时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受到当时女皇帝武则天的赏识。在唐玄宗管治期间，其地位达到顶点，由于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故深得玄宗宠信，终于累官至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高力士一生忠心耿耿，与唐玄宗不离不弃，被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
公元698年（周武圣历元年）,因父亲获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冯元一时年11岁，免死被阉，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奉入宫。武则天嘉赏其聪慧机敏，年幼仪美，让他在身边供奉。后因小过，被鞭打赶出。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高力士于是往来于武三思第宅。一年后，武则天复召其入宫，隶属司宫台，官府供给粮食。高力士身长六尺五寸，天性谨慎细密，擅传诏令，授官宫闱丞。景龙年间，李隆基在藩国，高力士倾心侍奉，获得李隆基恩宠相待。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因平定韦后之乱有功，晋封为太子太保，李隆基表奏其进入太子官署内坊，每日侍奉左右，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李隆基即位后，高力士参与诛杀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破格授官银青光禄大夫，任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年，兼任右监门卫将军，执掌内侍省事务。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
李隆基常说：“力士应承于前，我歇息则安稳。”因而常止息于宫中，很少出外宅。至于欲求依附，想一睹其风采，以期其在君王前讲好话，而输诚竭力的人很多。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皆因此而获将相高位，其余职务获得者则不可胜记。肃宗在东宫时，称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称呼“阿翁”，驸马们称其为“爷”。
高力士养父高延福夫妻，按定分享受供奉。岭南节度使在潘州找到其生母麦氏送至长安，高力士让两位老妇人同处高堂，美食供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麦氏去世，伯献在灵前筵间，披头散发，穿戴孝服，接待来宾吊唁酬答。
公元729年（唐开元十七年），玄宗追赠高力士父亲广州大都督官职及麦氏越国夫人封号。 天宝初年，加封高力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晋爵号渤海郡公。公元748年（唐天宝七年），又加封骠骑大将军。力士家资殷实丰厚，非一般王侯所能比拟，在来庭坊建造宝寿佛寺、兴宁坊修建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之宏富，与国力相当。在京城西北截取澧水建造碾房，五轮同转，每日可碾三百斛麦子。当初，宝寿寺大钟铸成，高力士斋祭以庆祝，举朝人皆至。凡击钟者，敲一下给百千钱；有顺从其心意的，敲到二十下，少的也有十下。此后又有华州袁思艺，特别承蒙玄宗恩宠。然而高力士乖巧谨慎，人皆喜欢；袁思艺则骄狂倨傲，人皆疏远惧怕之。
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设内侍省，有内侍监两名，官阶正三品，由高力士、思艺分别担任。安禄山之变后，李隆基逃往蜀地，袁思艺跑去投靠安禄山，高力士则侍奉李隆基至成都，晋爵为齐国公。同年，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登基，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不久将李隆基迎接回长安。高力士因护驾有功，加官开府仪同三司，赐给五百封户以食租税。
公元760年（唐上元元年）八月，李隆基移居太极宫甘露殿，高力士与宦官王承恩、魏悦等人，因侍从李隆基登长庆楼，被李辅国设计陷害，流放黔中道（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县），高力士行至巫州（今湖北怀化市），见其地荠菜多而人不食，感伤不已而歌咏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公元762年（唐宝应元年）三月，高力士遇大赦回归，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市），碰到流放之人谈及京城事，才知太上皇已去世。力士北望号啕痛哭，吐血而死。唐代宗李豫因他是耆宿长辈，曾护卫先朝玄宗皇帝，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于泰陵。
《新唐书》载：“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议者颇恨宇文融以来权利相贼，阶天下之祸，虽有补益，弗相除云。”
唐书法家张少悌言：“武后故，韦氏窥大宝，已成祸梯。公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之后，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公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指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这应该是摒弃了传统偏见的中允不二的评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唐史专家胡戟这样评价高力士：“他有历史局限性，但他也为唐王朝的中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比唐王朝尔虞我诈、亲情泯灭的残酷斗争，他对唐玄宗致死不渝的忠诚，无疑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个亮点。”
太和改制垂青史 千古评说冯太后
冯太后，北魏太和改制的实际主持者。
公元452年（北魏兴安元年），被北魏文成帝拓跋濬选为贵人，公元456年（北魏太安二年），被立为皇后。公元465年（北魏和平六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嗣位，尊为皇太后。太后临朝辅政，定策诛杀丞相乙浑，而后依据北魏制度归政献文帝。公元476年（北魏延兴六年），献文帝病死，再度临朝称制达十四年。公元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去世，享年49岁，谥号文明皇后，加上文成帝的谥号“文成”二字，称文成文明皇后。
国亡父丧：冯太后父亲冯朗，母亲王氏，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父亲在北燕时所娶，因多年动荡不安，直到归附北魏随夫任官长安后，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下来，王氏夫人才给冯朗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冯熙，是冯太后的同母兄长。公元44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后来的冯太后。此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与南朝形成了对峙之势。冯氏出生后不久，父亲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按惯例，冯太后因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没入宫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在宫中得到了姑母冯昭仪的多方照应。13岁的文成帝拓跋濬登基不久，被选为贵人，这一年，她只有11岁。
文成之死：冯太后离开了抚养自己长大的姑母，来到了文成帝的寝宫。由于用人得当，特别是由于重用汉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统治时期的北魏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这对于日后冯太后当政期间吸收汉法、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措施，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冯太后不仅为国家的兴盛而感奋，而且也为国家的未来而操劳，她对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尽妇礼及对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养，为自己赢得了宫内宫外、朝廷上下一片赞誉之声。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与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公元456年（太安二年）二月，也就是冯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个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当年所定的规矩，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李氏被赐死后，冯后便担当起了养育之责，将拓跋弘视若己出，竭尽慈爱，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贵为皇后她深深地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尽力为他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给他以温存体贴。公元465年（北魏和平六年）五月十一日，被誉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英年早逝，年仅26岁。
恩威兼施：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太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由于贪权狂傲的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欺凌这孤儿寡妇，阴谋篡位，北魏中枢政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466年（北魏天安元年），冯太后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令朝野上下怨声一片的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治局势，冯太后表现出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接着，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
公元467年（北魏皇兴元年）八月，献文帝的儿子拓跋宏出生了。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14岁、初为人父的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
献文帝亲政以后，颇有作为。他贬斥了不少冯太后的宠臣，并试图重用提拔虽有才能而冯太后不喜之人，以结成自己的心腹。开始，冯太后对献文帝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没有立即发作。公元470年（北魏皇兴四年），献文帝借机杀了冯太后的宠臣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冯太后震怒，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在冯太后的强大压力下，翌年八月，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只有18岁。
孝文帝即位之初，献文帝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牢固地掌握着北魏朝政，不仅朝廷上大小的国务他亲自处理，他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多次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十月，已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在平城北郊举行大阅仪式，这使冯太后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以防献文帝对自己不利。公元476年（北魏承明元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严，京师气氛紧张，宫禁之中更是戒备森严。不久，强行软禁了献文帝，随后，死去，时人多言献文帝为冯太后杀害。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献文帝时所整治的贪污犯罪在其死后再次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太后处决了当初诬死李弈的李欣，树立了朝廷整顿吏治的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为了清除隐患，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不过，冯太后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加以安抚笼络，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冯太后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她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纵横捭阖，排除干扰，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太和新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冯太后的实际作用。其实，在公元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之前，冯太后一直临朝听政，作为北魏的实际执政者，不少现代人称赞她才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
自从拓跋珪开国，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奖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公元484年（北魏太和八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犯赃者。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有收敛。班禄的实施，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次年十月，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三百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冯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对北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公元486年（北魏太和十年），冯太后又主持了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
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抚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制措施，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逐渐适应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大兴教育，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而开始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清除了障碍。
慈育孝文：冯太后推行改制，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尽可能让他参与，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逐渐成熟起来，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聪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才。冯太后以一位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
公元486年（北魏太和十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公元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她临终时，曾降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旨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