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它分布在世界各地，尤以文明古国居多。文化遗产是人类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创造，因此，对于它的发现、保护、认可以及利用都非常重要。文化遗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是如何的认识，不管是认识的或高或低，它都在那里成为一种不可移动的文化标志。在联合国这一大家庭中，用一种共同的标准来权衡世界的文化遗产的高度，并把最优秀并具有独特性的、符合共同价值观规定的那一部分精选出来，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名录之中，成为所在国和全世界共同保护的对象。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担当；这之中需要有荣誉的维护，也需要有责任的担当。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有中国的良渚古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批准的还有韩国的儒家书院（9处），这确实让国人为之一惊。因为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早在唐玄宗时期的东都洛阳紫微城就有丽正书院，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书院到宋代形成高峰，最著名的四大书院流传至今的有岳麓书院等。此次入选的韩国书院建于16至17世纪，相形之下，不管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肇始，还是书院的发端，中国于此名之外亦是不堪。国人可能不屑，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多达37项，而韩国只有14项。无疑，这样的比较是不合适的。应该敬佩韩国在申遗中的执着，早在2015年申请书院入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驳回申请，认为就儒家书院而言，韩国难以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无法彰显其独特性”。然而，时隔6年之后入选名录又是如何彰显了其独特性的？如果仅仅是完善了申请内容，那么，这样的审批是值得玩味的。
韩国的儒家书院
缅甸蒲甘古城的申遗历史又是另一方面的个案，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1995年开始，到为了申遗而公布了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并划分了蒲甘文化保护区，依法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本次通过蒲甘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表现了缅甸为申遗所付出的大量工作以及对于遗产积极保护的态度，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联合国和有关专家在内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或改变——这就是要尊重文化遗产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宗教文化的特别的问题，而不只是不加区别的“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以及保护的诸多。显然，像蒲甘古城这样的案例确实是比较特别，因为它关联了这个佛教国家的文化遗产的状况、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功能的发挥，以及其他方面的具体问题。在缅甸蒲甘古城中的文化遗产与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那一望无际、数量众多的佛塔没有被废弃，它也不是考古发现，它一直有着与当地民众关联的宗教功能的传承历史和现实，而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正是这一文化遗产不同于其它的特别的内容。所以，在曾经有万余座而现今剩下3822座佛塔中，今天依然是缅甸人供奉、贴金、续建的对象。而其中没有规划的无序本来就是它的文化特点，何况这里的保护区内还有68处旅馆，连接了这个佛国之外的无数朝拜的信众。因此，区别对待可能就成为文化遗产名录审批的另外方面的权衡，正如同韩国儒家书院入选一样。
缅甸佛塔
在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和认定中，有着对于标准的把握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问题，韩国的儒家书院和缅甸蒲甘古城的入选足以能够说明。在亚洲地区，本次获得世界文化遗产认定的在总体上数量较多，日本、缅甸、印度、印尼、老挝都有，反映了在亚洲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受到高度的关注。而入选的印尼翁比林煤矿则反映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方面。显然。基于人民创造、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入选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通常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创造的鬼斧神工，可是，由荷兰殖民政府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发的翁比林煤矿，主要是开采、加工和运输苏门答腊这一偏远地区的优质煤炭，其煤矿开采系统实现了当地煤炭的高效深孔提取和加工，反映了殖民者对于印尼物资资源的掠夺，开采技术的先进，以及整体规模的宏大。它作为近代工业，在全世界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它的完整保存到今天并显现出如此的规模，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实际上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几乎是眼前历史的近现代工业遗址的认识、保护和利用，过去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偏差，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废弃、重建，或改作它用等等，使得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眼前消失。而那些在电影中出现的旧城和街区，只能成为历史的回忆和感情的寄托。
印尼翁比林煤矿
文章来源：2019年7月18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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