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当怀疑者的青年艺术家

金亚楠，《摸平的指尖》，2019

2020第八届华宇青年奖入围展主题为“漫长的问候”。该奖发起于2013年，专注于发掘青年艺术家，目前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前沿的风向标。受疫情影响，入围展及相关的“布展者之夜”活动没有落地于往年的举办地三亚，而是转战至位于北京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5 位入围青年艺术家的个案呈现出.那些无法简化的“我”。而每个“我”都将感知的触角伸向了周遭的世界。陈丹笛子的影像装置里播放着她所生活的环境中诗意的鸟鸣，金亚楠的创作也围绕着他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来展开。而主体书写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明晰的，它们亦存在着隐晦的部分。对遮蔽之下的文本的解释既可以用严肃的诠释学（hermeneutical）方法，还可以用诙谐、轻松的语调来消解掉固定意义。李泳翔的“酷儿暖流”涌动在叙事电影和音乐视频之间；符号能指所指的分离被赵谦巧妙地利用，真实和虚拟也在他的作品内交织。同时，媒介（media）不再仅仅是方式，亦是问题。艺术家们以迥异的媒介尽其所长。生于中医世家的苏咏宝对自然材料敏感，苏予昕采集互联网图像将其转译为本人颇为熟稔的绘画，刘国强则发挥了录像媒介本身的视错觉属性。

宏大叙事塑造的历史在投影机发出的光线里发生了“折射”。刘玗的类纪录片将镜头对准矿业的“凹凸史”；苏郁心透过“论文电影”延展其对科技、生态及聚合人类与非人类基础设施的探究；胡伟的动态影像从岛屿的本体视角洞察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彼此干预，半纪录、半虚构的形式交叠着文本及视觉文化的元素。评委大奖得主郑源的创作也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影像论文，是对图像之历史、历史中的图像进行调研的阶段性成果。而赢得评委会特别奖的彭祖强则意在打破镜头之凝视，诗意却不失锐利地反思知识生产。于此，被折射的不是历史而是个体的情绪体验及情感联结。此番对权力结构的挑战亦在其他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表现鲜明，却未使用影像媒介。夏乔伊的空间装置试图假借马克思主义来揭示资本主义下的“隐秘劳动”；倪灏将日常熟悉物件背后的政治隐喻或私人记忆激发出来，由此谈及权力结构、消费主义、暴力美学等方面的议题。

这些特殊个体之间的差异固然是客观存在，但同代际的艺术家间难免有着相似性。倘若视入围艺术家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相较于通常其他主题性展览在概念上的明确而确定，富有多重文本维度“漫长的问候”则尤其显得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这绝不是负面判断。策展人刻意地隐身于操作手法的背后，从而使得艺术家们的兴趣及关注自由地交织于同一时空之内。对知识的关照在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面上勾连出怀疑，对知识形成其基础的追问，对我们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认识事物的质询内含于每一位入围艺术家的创作之中。某种针对对象不明的所谓“革命”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青年一代特有的犀利的怀疑精神。

年轻的艺术家们确实在充当着怀疑者的角色，犹如《约翰福音》中那起初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的门徒多马。他曾为了确认复活的是否是耶稣本人而意图将手指探入耶稣肉身的伤口，但多马最终见证了神迹，战胜了怀疑——这无疑是一名虔诚信徒的必然结局。而今日之青年艺术家们放下了某种笃定及或许并不成立的前设。在反全球化的围剿之下，在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浪潮中，他们依然以多元文化为背景，深入到相当具体并可感知的历史现场之内来进行一种不露声色的、“探入伤痕”的求索。不过，此种先锋性仍需要参与到竞赛机制与机构的展出规则当中。观察者似乎很难抛开提名者、初选评委、终评评委和机构的眼光就去断言赛制合理与否，这毕竟不是如数学竞赛那般存在着绝对正误的比试。而所有艺术奖项建立的基础都是再明显不过的，即“允许一部分艺术家先得到奖”。肯定获奖者就意味着肯定了当下某种“新倾向”（新倾向也是曾经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发起的聚焦青年艺术家新声的系列项目）。

今日之“新倾向”群体受过良好而全面的教育，拥有知识及技术上的优势。东西方问题、殖民与后殖民问题在展览前言中被指认为过去时，艺术家的位置也被确立在知识和技术的网络（也是权力结构）的内部。但是，知识、技术绝不会是无差别的，问题亦绝不会被如此轻易地消解，它们只是乔装改扮成了某种趣味。恰是此趣味使暧昧的距离和身份得以构建，这“暧昧”或许指向展览前言中所说的与世界建立联系但又并未完全进入的、若即若离的“临界点”。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意图像怀疑者多马一样探入伤口的操作略显迟疑，所言及的介入难免在现实中沦为隔靴搔痒。

于此背景下，艺术家劳丽丽反而开启了自我“降级”。自给自足的务农日常在中产趣味调性的电视片里显得格格不入。《漫慢电视: 保持缄默》作为其个人风格的私密电视台时不时地拿腔拿调地向观众、触碰者（影像的触发方式是触摸植物上的电极）发出质询，语言发生了偏离和扭曲。劳丽丽的灵与肉都尽可能贴近了大地，她甘于“平庸”地居于社会的末梢神经中以表面看似无奈姿态积极开展积极的微观政治。此番对生活、社会的诚实不由得令人想起1994年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的获奖创作——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的《太迟了，太迟》（How Late It Was, How Late）。这部小说挑战了传统的文学风格及官方写作，凯尔曼以工人阶级的身份用大量的俚语、独白掺杂着脏话实验出单调乏味却顽固有趣的质感。当年对中产阶级趣味之抵抗令《太迟了，太迟》饱受争议，如今劳丽丽温柔的进攻似乎也不被广泛理解和认同，但她的确走到了同辈之前。

艺术评论者们侃侃而谈，但却无法利用所谓“症状”阅读触及艺术家们的那些个原初场景及创伤。这其实是种“失语症”的情景。所以，艺术家们就反过来求助于一种已经被自己生成的话语，就像在评比中他们既承担着创作且同时向评审、观众解释的责任。然而，机制并不允许他们像凯尔曼那般使用“未受教育”的“文盲语言”。那些理论化程度极高的行话，亦是精英主义的话语渗透在这些怀疑者的凝视中，但是其实践却在真实世界中表现得疲软无力。华北寒风瑟瑟的冬日里，这“漫长的问候”无疑为工作仍在进行中的、持着批判立场的青年艺术家们提供了抱团取暖的机会，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多马那样的怀疑者的力量。他们对现实的真正质疑、抵抗和改造何时都不曾“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