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变奏：古希腊的僭主时代和僭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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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世纪及前6世纪的古希腊世界，很多城邦出现了僭主统治，是为“僭主时代”。“僭主"（tyrannos）一词非印欧语，大概源自东方，意为“王”。该词出现在希腊语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指现在意义上的“残忍的独裁者”，在僭主初步出现的时代，他们是富有的、野心勃勃的领袖。 今天的故事，就是对这个群体的兴亡所做的正本清源。

在僭主时代兴起前，希腊的政权形式主要是王制（斯巴达算是两个部落妥协后具有贵族协商机制的王制），贵族制度和寡头制度，社会的物质财富和实际权力，大都集中在少数统治家族和统治者手里。在起义之前，僭主们有人是贵族家庭的边缘成员（科林斯的培里安德），有的出身平民，还有人出身社会更底层，不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和战功，和具有贵族色彩的骑兵，战车手相比，他们往往出自新兴的重步兵阶层。和强调以血缘同胞部族为核心的贵族武士战团相比，重步兵强调的是无论平民还是贵族，在战斗中要组成进退一致的方阵，贵族们在作用上无法发挥单打独斗的优势，他们在战场上无法高于普通人。而当时普遍提升的经济水平，让那些大城邦中1/4乃至1/3的公民可以购买重步兵的装备了。有的僭主比如阿尔戈斯的裴顿，西库昂的奥尔萨格拉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都有过和外邦作战的战功。

而且这些人口才出众，善于蛊惑人心，敢于挑战传统，发动平民和贵族对抗。古风时代，不仅仅是贵族可以宣部自己有高贵的出身，普通的贵族，诗人也可以大胆地张扬自己的才华和特殊性。这与更早的时代，只有出身上古王族的贵族才敢宣布自己是诸神后裔的情况非常不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奥尼亚的科学和哲学开始萌芽，传统的世界观和道德组成的社会基石开始松动。这都是僭主兴起的思想背景。

僭主们常常是通过推翻难以忍受的贵族政府，寡头政府而非法政权。夺权的方式往往是组织其家族的党羽壮丁，或发动平民，或组织雇佣军暴力夺权。

很多希腊本土还有地中海的希腊殖民地大邦，都经历过僭主统治，尤其是科林斯地峡附近的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西库昂，还有希腊世界东部的密提林、米利都以及萨摩斯等城邦。僭主为库普塞鲁斯、培里安德、波吕克拉泰斯、克里斯提尼、庇西斯特拉图斯以及裴冬 。“僭主时代”的最后几位僭主有西西里的塞隆、盖伦以及希埃隆。这也许与上述地区贸易发达，工商业的发展和新利益集团的崛起，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旧道德观念的瓦解，和权力分配的不公平，所以新崛起的利益集团势必会冲击旧有的贵族集团，进而发生政权迭代；而整体风气保守，贵族势力强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工商业不甚发达的色萨利、彼奥提亚以及斯巴达没有经历僭主政治。

多数僭主为了维护统治，会维持一支雇佣军或者私人卫队以维持统治，比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萨摩斯的波吕克拉特斯都是如此。用米利都僭主特拉叙布鲁斯告诉科林斯僭主培里安德的话说： “要想统治好城邦，只要把那些长得比普通麦子更高的好麦子割掉就可以了。” 除了以暴力驱逐或者消灭有异议的优秀分子，僭主们还会以刚柔兼济的方式，将一些可以合作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入政权。

由于占有了城邦的财富，僭主们会选择资助艺术与节庆，或者亲自参与泛希腊的体育竞技赛会，并且给平民授予经济和文化上的权力，还有的僭主会兴建有利于本邦经济发展的公共工程，比如海港等等，比如萨摩斯的波吕克拉特斯就为海港兴建的防波堤，还在城市地下铺设长达数千米的暗渠用于引水；而阿尔戈斯的裴顿则在当地规范了度量衡体系。

面对本邦国内部的反抗，所以僭主们之间会结成统治同盟，仿佛一个具有排他性质的俱乐部，并且在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方面互相配合，常见的操作是联姻，支持失势的僭主杀回本邦，或者扶持女婿在外邦夺权，比如迎娶了麦加拉僭主之女的雅典野心家基伦试图发动暴动，但是最后失败；而且后来一些僭主为了维持统治，会选择和东方大国的君主，比如吕底亚国王，埃及法老结盟，甚至像希庇亚斯那样，为了夺回政权，带着波斯人来入侵希腊。

虽然僭主们活在被统治者反抗的阴云之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僭主都引发了巨大而普遍的民怨，在一定时期内，他们也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比如萨摩斯的僭主波吕克拉特斯仅仅引发了少数贵族的不满，大多数平民对于他的改革和强国措施予以支持，最后是波斯人为了防止萨摩斯成为爱琴海霸权，才下令让一名总督将他诱拐到小亚细亚折磨致死；雅典的第一代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发展文化，组织人编撰荷马史诗，限制贵族权力，振兴城邦工商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科林斯的培里安德在开阔殖民地，发展城邦经济上，建立与埃及的经贸联系上功不可没；发源于西库昂的奥尔萨格拉斯-克里斯提尼僭主家族的统治也比较克制，甚至认可法制，获得了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赞美。此外，西西里的僭主们是一个例外，在扩充国力，抵御周边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入侵方面，他们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僭主的积极统治，可以参考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的表兄梭伦，曾受命于债务大行其道的危机时代。用改革废除了负债者沦为奴隶的旧制度，平息了当时雅典社会的激烈矛盾，并提高了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不过，梭伦的民主改革并不彻底。贵族们为夺取执政官的职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贫民和佃农也渴望获得土地，而工商业者则期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以上诉求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完成。

当时，雅典的公民也被分为平原派、海滨派和山地派。其中，平原派代表着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贵族，海滨派代表沿海工商业者，而山地派则往往处在社会的底层。众所周知，在平原狭小且耕地缺乏的希腊，土地经济是缺乏长远的前途的。沿海城邦的勃兴，都需要依靠工商业。因此，海滨派具备最高的开放性和商业性。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山地派渴望变革，又有最强的革命性。

不发达的农业 是限制古希腊发展的一大瓶颈

庇西特拉图依靠财富和雇佣兵杀回本国

庇西特拉图就出身于山地派，并凭借为雅典夺取萨拉米斯岛的军功而初步成名。但他在城邦内部的斗争中失利，并选择远走色雷斯以南的哈尔息季基半岛。在那里，他又凭借优越的才能经营矿山并致富。这些经历使得他既重视底层农民的利益，又明白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必要。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率领1000名佣兵在阿提卡半岛登陆。在50多年后的马拉松战场附近，他凭借山地派农民的支持，成功击败了平原派和海滨派对手。后者纷纷逃离雅典，将城邦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庇西特拉图优待了他们的妻女，显出早期的僭主颇有民主制的温情而非只是血雨腥风。不过这些逃亡者的土地被大量没收，分给无地的佃农和少地的山区农民。

早期的雅典公民 主要以服兵役方式缴纳间接税

当时的雅典还没有直接税收。公民们通过服兵役与自负装备等方式，算是支付约定俗成的间接税。但庇西特拉图却改变了这个情况，开始向这些分得田地的农民征收收成10%的土地税。如果土地过于贫瘠，则所有人只需要交纳收成的5%收入。整个城邦都因此获得了可观收入，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经济基础。

庇西特拉图还将农业与商业结合起来，鼓励农民把多余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由于自己曾在流亡时拓展过销售渠道，所以能帮助农民和商人从贸易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益。讽刺的是，这些经济活动都处于庇西特拉图本人的批量管控，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发展模式。但结果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庇西特拉图
鼓励农民生产并出售剩余商品

相比传统强邦科林斯，雅典只能算后发的工商业城市。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前者的商品经济已远在雅典之上，并在整个东地中海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网络。为了提升雅典的经济实力，庇西特拉图必须让雅典拥有信誉良好的货币，并生成更多有足够吸引力的商品。

此前，雅典发行的货币很不稳定，在对外贸易中只能用科林斯银币或者埃伊纳银币结算。庇西特拉图就通过进一步开发自己在色雷斯的矿山，以及在阿提卡半岛发现的新矿山，提高雅典本国的白银产量。因以充沛的贵金属储量，开始发行赫赫有名的德玛克拉银币。以至于到加入欧元区前，近现代希腊的货币也命名为德玛克拉。

公元前5世纪的 雅典早期德玛克拉银币

陶壶是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习惯于将各种食物和饮品都装入壶中存放。科林斯正是通过精湛的制壶产业，撮取庞大的商业利益。为了赶超他们，庇西特拉图制定了扶持匠人的政策。他许诺匠人只需要努力制作产品，销售渠道由作为僭主的自己帮忙解决。这样就实现了古典时代的集约化生产。

在当时，由于雇佣熟练技工的成本非常昂贵，使得匠人们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庇西特拉图便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他们提供贷款。同时也承诺梭伦改革的内容将继续贯彻，即便亏损也不会因无法偿还而沦为奴隶。匠人们得以雇佣更多技工，自己只需要负责早期设计和最后的润色即可，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庇西特拉图还会对匠人们的产品进行质量评比，优先解决上等产品的销路问题。这又促进匠人们展开互相竞争，努力提升自家的产品质量。

庇西特拉图
大力促进了本国手工业发展

通过庇西特拉图的施政，雅典制陶业快速发展。不仅图案丰富多彩，也迅速席卷整个地中海市场，彻底反超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科林斯。扩大化的制陶业的发展出更加细微的分工，并用专业画师与匠人合作完成产品。这也促进了雅典的艺术进步，使得城邦开始成为屹立千年而不倒的艺术之城。雅典的陶器击败了科林斯陶器，成为了当时的陶器之冠。几乎也是在这一时期，雅典发行了经典的猫头鹰银币，在之后的世纪里成为了爱琴海上的硬通货，并被伊特鲁利亚等外族所使用。

在文化上，庇西特拉图打算把雅典建设为重要的宗教中心。要么在庇西特拉图首次掌权前，要么在他首次掌权期间，他创立了4年一度的大泛雅典娜节。当地虽然早就存在为雅典娜举办年度庆典的传统，但如今每4年就会举办一次格外盛大的游行和赛会。比赛的奖品为盛满阿提卡橄榄油的双耳细颈瓶。此举显然是仿效公元前6世纪时在希腊风行的各类新式赛会；赛会增设了一个诵读荷马史诗的比赛项目，甚至请人编纂校对荷马史诗，可能是僭主希望借由对荷马的推崇来向整个希腊世界展示雅典在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在军事方面，庇西特拉图大力推行海上政策。鼓励发展造船业，用于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接着又在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建立据点，从而控制了通向黑海的咽喉。这也是雅典从一个普通滨海城市，走向区域海权强国的真正起点。

雅典的海军与造船业 也是从 庇西特拉图
时代开始

虽然如此，但是根据时间的推移和长期发展来看，僭主们整体会变得更加暴戾，这是因为他们首先维护的是自己和本家族的利益，所有的开明统治未必是发自本心的结果，而是为了收买人心或者证明自己有天神相助，一旦他们蜕变为小独裁者或者无冕之王，战争英雄和民众领袖的光环，就会随之褪去；而且多数僭主追求的是稳定统治，所以没有重新分配土地或者颁布新法，所以往往是初代僭主颇有才能，但是子孙们江河日下，直到新的革命或者暴乱再次改编城邦的政治形态。说到底，无论如何洗白，除了西西里和科林斯的僭主之外，其他僭主都没有发展出能长期流传的世袭权力，一人为僭主，其家族就背负了僭主的衍生恶名。

希腊人还非常喜欢以世事无常的寓言叙事来暗示僭主们的暴戾和得意忘形往往没有好结果：比如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上台后打压贵族，关闭了贵族们的聚集地摔跤场，大修公共设施，组建东地中海地区堪称强大的海军舰队，还干提洛岛的宗教活动，以伊奥尼亚人的保护者自居；对内豢养宫廷诗人，数学家还有科学家。虽然看起来十分顺风顺水，但是希罗多德记载或者编造了一个关于他的轶事：

萨摩斯岛上波吕克拉特斯时代的重步兵雕塑

埃及和萨摩斯岛因为埃及人对希腊雇佣兵的依赖，和共同防御波斯结成了同盟。波吕克拉特斯出海的时候，他的戒指掉进了大海。他本来对寻回戒指已经绝望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大海中的鱼吞下了这枚戒指，渔夫捕获了这条鱼，戒指就这样被找回来了。埃及法老阿马西斯认为此人的运气太好了，这样将对埃及不利。于是，他单方面解除了同波吕克拉特斯底的同盟关系。其实是埃及法老意识到此人招摇过市，无论是在希腊内部还是亚洲，都引发了斯巴达，科林斯还有波斯的不满，所以此君的好运注定不能长久。 世事无常是希腊寓言的常见母题，对于僭主的统治更是适用。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僭主们或者会被担心他们崛起的外族击灭（波斯消灭萨摩斯的僭主波吕克拉特斯），斯巴达这种坚守传统，反对社会变革的军事强邦也乐于出手绞杀僭主，特别是当波斯威胁靠近时，那些有投靠波斯倾向的僭主也受到斯巴达人的敌视；还有的情况是贵族们会驱逐僭主；那些经济地位已经好转，但是渴求更大权力的公民也会参与斗争，驱逐僭主。所以亚里士多德总结得很对： 僭主被推翻的主要原因是凌辱、恐怖、鄙薄和雄心，这些都足以激起人们推翻僭主。而僭主政体发生变革还有可能由于内部失和，即僭主家族内部的自相倾轧。

雅典僭主刺杀者的雕塑

僭主倒台之后，由于城邦法统处于空置状态，城邦会退回到派系林立的时期：有的城邦会建立起寡头政治，但是有的城邦也会再次优化权力分配，建立起古代民主政治。僭主夺权的情况，迫使贵族政权和民主政权再次体会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并完善城邦制度，不给任何野心家以独揽大权的机会，比如雅典人发明了流放潜在独裁者的陶片放逐法，叙拉古还出现过与之有类似作用的橄榄叶放逐法。

萨摩斯僭主时代发行的银币，僭主对于古希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特殊的贡献

从公元前5世纪起，随着波斯入侵象征的专制帝国对自由城邦的威胁，僭主一词越来越负面化，指一种恐怖统治与最恶劣的政府形式。在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刻板印象中，僭主们不同于希腊神话时代的国王们（basileus)，僭主们有才华，但是性格偏执暴戾，刚愎自用，有的人甚至道德失检，除了和女性家属乱伦，比如科林斯僭主培里安德就将被俘的300名贵族青年，准备阉割后送给自己的盟友，吕底亚国王阿吕泰阿斯。种种乖张的行径，和充满了自律精神和协作精神的理想公民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前5世纪之后的小亚细亚及西西里，晚期的僭主均为军事独裁者, 并成为后来希腊化时代重新出现的君主政体的先声。

总体来看，这个群体被翻译为“暴君”并不合适，从篡位手法和实际影响以及结局来看，僭主是“tyrannos”一词最合适的翻译。这些人从客观上加速了传统的瓦解和古代民主制度，以及古希腊世界工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