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0年共计抢救地下文物2万多件

南水北调工程上马、奥运场馆建设、京郊新城扩容、轨道交通四面开花……正在创建世界城市的北京，近年来，一方面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正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昂扬姿态，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另一方面，北京也在破解着所有文明古都共同面对的保护与发展的永恒课题——如何既要保护好古都风貌和历史遗存，又要保持城市的活力，适应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要求，实现从物质到文化层面的有机更新。 尽管对于保护和发展的争议不断，但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步伐从来都没有停滞。古老的历史文化和蓬勃发展的生机始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北京城特有的城市个性。 在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追寻着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足迹，探寻北京近年来地下文物保护的历程。 10年考古勘探两个崇文区 为抢救丰厚的地下文物遗存，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本市文物部门为配合各类基建工程，共完成地下文物勘探工作500余项，勘探总面积约2800万平方米，相当于近两个崇文区的面积。完成发掘工作200余项，发掘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保护了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的墓葬约3000座、窑址200余座、建筑基址100余处，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8000余件(套)。这些珍贵的地下文物得以“重见天日”，也为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留下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活标本”。 近年来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而在北京市进行的各级土地开发、商品房建设过程中，文物部门开展了大量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无论是在延庆县南菜园、东王化营，密云县大唐庄，丰台方庄、王佐，大兴康庄、采育，昌平小汤山的建设工地，还是在通州武夷花园、梨园，石景山鲁谷，朝阳王四营、十八里店，宣武区松林里等的施工现场，到处都闪现着考古工作者的身影，他们抢救出了大量珍贵的地下文物。其中，大兴康庄的辽、金时期塔林，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塔林基址；朝阳王四营发现的明代家族墓地，在北京是首次发现；朝阳区十八里店发现的明代公主、驸马合葬墓，则填补了文献上的诸多空白。 南水北调工地发现燕文化遗址 2005年7月，在南水北调工程拆迁征地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市文物局即组织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对管线经过的地区进行了文物勘探；为确保地下文物安全，考古人员采取了全面普探的方式，在发现遗迹的地带还实施了密探，勘探宽度自管线中线向两侧各扩出30至35米，实际勘探宽度达60至70米。为保证工程质量，勘探过程中对所有的探孔及层位进行了详细记录，做到每一探孔都责任到人，并对所有文物遗迹点都运用GPS定位，测定记录了相关数据。 至2006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的建设，文物工作者在房山、丰台进行了沿线80公里、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的勘探，并在此基础上，保护了8处地点、总面积16360平方米的古代遗存。保护汉、唐、辽、明、清等时代的古代墓葬120多座、窑址15处、灰坑173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瓷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 其中，丁家洼遗址、南正遗址和岩上墓葬区是南水北调北京段文物保护的重点，也是研究北京西南春秋至东汉晚期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对丁家洼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创了北京地区首次系统发掘春秋时期燕文化居住生活遗址的先例，填补了东周燕文化既往考古发现的空白，也使学界对于东周燕文化面貌的认识更加深入。 “水立方”选址为保护文物北移 从2004年至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对18个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进行了文物勘探或考古发掘，勘探面积15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9787平方米，保护了汉、唐、辽、金、明、清等各个时期古代墓葬700余座，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瓷器、陶器、玉器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物1500余件，这些文物为研究汉、辽金至明清等各个时期的北京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而在奥运场馆“水立方”的选址过程中，为了保护附近的朝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北顶娘娘庙，建设单位最终将原设计的“水立方”位置北移了百米。奥运场馆建设的文物保护，深刻诠释了人文奥运的理念，为人文奥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亦庄新城地下挖出汉唐大都市 为配合各区县的卫星城建设，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还对昌平卫星城、大兴新城、通州新城等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其中昌平张营遗址清理出大批夏、商之际的遗存，填补了北京这一时期的历史空白。大兴新城清理了大批的汉、唐、辽、明、清时期墓葬，很多都是级别较高者，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此外，配合海淀上地、北京亦庄、平谷兴谷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清理了大批的战国、汉、唐、辽、明、清时期墓葬、窑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为研究北京各时期的墓葬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以位于南城的亦庄为例，北京市文研所的考古人员从2003年开始，先后完成考古勘探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并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69、79、80、81、89等地块以及新凤河路、博兴路等地清理出古代墓葬400余座，这些墓葬分属战国、汉、唐、辽、金、明、清7个不同历史时期，出土文物千余件。这些古墓对研究各朝代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依据，如各朝代的墓葬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汉墓均为砖室结构，墓室为长方形，规模宏大；唐代规模相对变小，由多室改成一室，墓道为台阶式；辽墓中室内则砌有仿木结构的门、窗、柱、桌椅等，比唐代更为华丽，出土的瓷器也较精美，从制作上较唐代有明显的进步。 直到今天，在亦庄的一些建设工地上，还不断有古墓群被发现，而伴随着大量汉唐时期人类生活的遗迹“浮出地面”，专家断言亦庄一带在汉唐时期应该为一处大型的城址。 地铁4号线下抢救出古御道 伴随着北京城市轨道线的延伸，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在海淀圆明园正觉寺、北京西站南广场、城铁八通线、城铁13号线、地铁大兴线、房山线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发掘的明代墓葬墓主人是万历皇帝的舅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地铁4号线施工中在海淀区发现了正觉寺御道，并进行了妥善保护。 结合飞速发展的城市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考古人员还在西厢工程、平安大街、五环路、六环路、门头沟水担路、京平高速、京承高速等工地，保护了很多辽代以来的古墓葬、古代城市遗迹，为研究北京都城的营建史、规划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此外，根据群众举报，文物部门还在各类施工过程中抢救了一批重要的文物。例如房山区良乡医院出土了唐代四大归义王之一的李诗夫妻的合墓葬、石景山的老山汉墓、海淀军科院出土的明代太子墓、西城区金融街唐代李正纶墓葬、海淀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丰台云岗辽代高官刘六符墓等。 在保护中“拉长”城市发展链条 考古发掘的各类遗迹、遗存，也为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专题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城市变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拉长了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链条。例如昌平张营遗址发现的夏、商、战国、汉、唐等不同时期遗存，成为构建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重要资料，为燕山南麓特别是北京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类型与谱系的研究提供了翔实材料，也对进一步研究中原与北方古老文化的关系、探索当时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布局及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北京考古发掘的多为大型塔基，而大兴康庄塔林遗址内发现的25座辽金时代的塔林遗址则以中小型塔基为主，这为中国佛教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塔林内发掘出土的经幢的题记，对于研究北京建都史、辽金时期的佛教文化以及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城毛家湾大坑内出土自隋唐直至明中期的瓷片逾百万余件，这些瓷片数量特别巨大、窑口众多、器形丰富、釉彩品种繁多、纹饰题材异常丰富，基本汇集了元、明两代主要窑口的瓷器品种，涵盖了日用瓷、陈设瓷、建筑用瓷等范畴，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而且可靠的材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此外，对房山南正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陶器的谱系编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平谷杜辛庄窑址的考古则拓展到了北京地区汉代窑址的综合研究；对龙泉务辽金墓葬的发掘为深化研究当时的平民葬俗提供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