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花计划”
导读：要寻觅外来的卖淫少女，伦敦苏荷区(SOHO)不得不去。这里是著名的艺术区，却也是从十七世纪就形成的色情区。50-75%的卖淫女来自国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泰国、俄罗斯……都曾经是她们的家。
“罂粟花计划”的办公室在一栋摩登大楼内，到处都是长长的甬道，两旁房门紧闭。寻找约好的采访办公室时我迷了路，每次敲门问路，都能从打开的门中看到不同的场景：机房，心理咨询室，甚至茶水间。但无论哪个房间，屋内坐着的女人都面无表情地躲避着我的视线，甚至故意转过头去。
终于找到了采访地点，一个满身BLINGBING的女孩吓了我一跳：脖子上金色项链层层叠叠，腕子上金色手镯叮叮当当，手指上的金色戒指偶尔反射耀眼的阳光。虽然略显粗糙，这金色却与女孩黝黑的皮肤相称。黑人特有的粗钢丝一样的头发被整齐地梳在脑后，她拎着金色的PVC皮包，端正地坐在椅子上。
她就是我今天的采访对象。在此之前我对她的所有了解只有一句，来自罂粟花计划的媒体负责人Anna Bowden：她去年毕业，想成为一名律师。哪怕面对面，我对她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一个被严加控制的层面：采访只能在罂粟花计划的办公室进行，有工作人员全程陪伴，我被再三叮嘱，不可谈及过去、不可拍摄正脸，不可披露私人信息比如真实姓名和出生地。寒暄中女孩告诉了我她的名字，Anna立刻提醒她为自己想一个假名，那就叫Favour吧，她说。
21岁的Favour来自西非，虽然已在英国生活了5年，她的英语依然算不上流畅，谈起话她语速缓慢，声音低沉，手势极少，像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简单地陈述别人的故事。只有谈到课程时她似乎有备而来，流利地说了许多长句。她一直对我礼貌地微笑，只有看着Anna时才笑得像个21岁的姑娘。
当下她的生活简单得有些无趣：和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合租，一块买菜做饭，偶尔看场电影，最大的希望是留在英国工作。终于谈到她想成为一名人权律师的理想：“我想帮助别人。”通过导师的安排，她进入一家律师行做文书，薪水不高，但办公室气氛还算单纯，没有人打听她的过去，已经足够叫她安心。闲暇时她自学法律和英语。来到英国之前她并没有过完整的教育，现在从头学起，有点困难——Favour笑笑：“我经历过真正的苦难。”仅此一句就让我心头发酸。
采访结束，Anna送我到门口，看着眼前这个爽朗明快的女孩，我问：在路上遇到你曾救助过的女孩，感觉一定很棒吧?Anna惊讶：“她们从这里走出去，就不会想再回来。我属于她们想要忘记的过去，我很高兴她们真的忘了我。”
让这些曾经被关在地下妓院的女人开始新生活并不容易，她们有的陷于多种疾病，有的因为害怕被报复不敢回家乡，有的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罂粟花计划已经帮助了700多个这样的女人，重建生理及心理健康，为她们申请伦敦居住护照，安排工作，包括推荐她们去参加赫拉项目的学习。这些女人进入帝国理工学院的唯一障碍来自她们自身：心理重建是否到足够程度。
帝国理工学院对这批特殊学生保护严密，绝不允许泄露丝毫她们的灰暗过去，我们只能从英国媒体的零碎报道中大致还原出她们的经历。BBC报道过一个叫Tracy的女孩的故事，她来自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小乡村，十五岁时父母的去世让她的生活急转直下。第二年，她消失多年的叔叔突然出现，说要带她去首都阿布贾读书。当她带着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经过七小时的大巴跋涉到达阿布贾，第一个夜晚就被灌醉，失去了童贞。
那之后她被关在一个小屋，不停接客，成为叔叔赚钱的工具：“最多的一次，一晚上跟六个男人上床。”她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转机出现在一场逃难中，当她被叔叔带到英国盖特维克机场试图偷渡到意大利，她迅速躲进厕所，把护照护在胸前，胆战心惊地等到叔叔消失，她跑到移民办公室求助。
Tracy最终获救。移民办公室的Lily对解救Tracy这样的女孩已经很有经验：“她们大都精神恍惚，被人贩子和不堪的生活吓破了胆，经常在警方的询问中沉默。那些人贩子多年来与警察斗智斗勇，甚至用巫术来控制那些少女。”Lily协助警方解救出了20多个被诱拐到英国卖淫的非洲少女，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要寻觅外来的卖淫少女，伦敦苏荷区(SOHO)不得不去。这里是著名的艺术区，却也是从十七世纪就形成的色情区。50-75%的卖淫女来自国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泰国、俄罗斯……都曾经是她们的家。
这个数字是Mer Ruh咖啡店的老板Judy告诉我的，她曾是苏荷区的“头牌”，现在她帮许多被迫卖淫的外国女孩脱离苦海。她讨厌有些媒体对女孩们“外国性奴”的称呼：“这绝对是种侮辱。她们是缺乏生存技能的女孩，除了出卖肉体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即便如此她们也不像很多年轻的英国女孩一样沉迷于香烟、大麻，甚至不喝酒，只会把自己靠肉体和尊严换来的钱寄回去补贴家用。苏荷区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会给彼此鼓励和支持，有点像女人联盟。”
“那时，我已经足够强大了。” Maria说，但最后一刻，她犹豫了。
和上次一样，第二次来到罂粟花计划办公大楼时，我依然不知道采访对象是谁。接待处一个正在沙发上看书的女孩吸引了我的视线：她一身时髦的黑衣，美得张扬，却给我一种“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办公区中都是女人来来往往，但工作人员和被救助的女人泾渭分明：前者脸上带着急切的热情，不用开口就知道她在说“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后者大多没有表情，即使露出笑容，也近乎机械。这黑衣女郎到底是谁?伦敦购物大街才最适合她的气场。
忽然她站起来，对我打招呼：“你是来和我见面的吧!”握着她主动伸过来的手，我一时有点发呆。她迅速开始自我介绍：Maria(化名)，26岁，来自前苏联地区，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可是当演员就一定会被议论，你不怕别人谈论你的过去吗?”我很吃惊。Maria答得利落：“到那个时候我已经足够强大了，会有能力处理的。”
“去年这时候我还是另一种样子，总是宅在家里，拉上窗帘，跨出房门一步就心慌，更别提跟人说话了。参加赫拉项目的课程之后，我发现做演员的梦想又回来了——我的导师是Mary Spillane!你一定在电视上看到过她，她以前是美国总统的形象顾问呢!”提起老师Mary Spillane，Maria就止不住的话，她甚至拿出笔记本向我展示课程记录，有点稚拙的字体密密麻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