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在“高老板”之后给高再送一个雅号“熊猫大亨”，转念一想，自诩“散淡”的高被我扣上一顶这么嚣张的帽子，等于是给他招来更多的片面误解。但是遭遇高之后，我便开始不自觉地臆想一段大亨传奇……
如果超人不会飞，摘掉眼镜他可能就当起了村上隆;如果贾宝玉出家前在雪地里捡到了时光机，被带到未来没准就成了黄秋生。只要敢想，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像高，端端一个瘦弱的漫画少年，偏就成了第一个80后百万艺术家一样，熊猫必须成就大亨，一切皆有可能。
拍这组片子时我偷看了一眼正在化妆的高瑀，看着镜子里那张文隽而陌生的脸，我定住了，这还是那个前一天跟我侃了整整八个小时的时尚达人吗?摘掉眼镜的高瑀完全变身为另外一番模样，我一下子变得聒噪起来，抓着化妆师使劲说，“你看他绝对能去演贾宝玉了!”更神奇的是，让我闹得有些不好意思的高瑀戴上眼镜后又恢复了常态，在摄影师的镜头下肆意恶搞起来。高瑀变形记在两个方面启示了我：一、超人用眼镜来伪装自己的情节不是侮辱观众智商的低级设计;三、画熊猫、当老板的时髦高瑀和那个啃《道德经》、尚佛法、写小说的“酸腐”高瑀，在我的意识里终于被勾连到了一起。
大亨前传
已经注册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的高老板现在谈及他的事业展望时思路既清晰又务实。“我的范本就是迪斯尼”，高瑀说起来十分坚定又顺理成章。我以为他志在将熊猫GG打造成中国的米老鼠，但是在高瑀的商业艺术帝国版图中，升级成一个能被不断拓展、传接下去的品牌精神才是终极目标。
“如果问我的理想与目标，我已经直接想到了百年，就是我死了以后，高瑀品牌还在延续。”曾经想过做漫画出版公司的高瑀认为那是一个过时的想法了，网络时代里纸质出版业已经成为过去时，如今他更想做一个孵化器，就像李开复启动的“创新工场”一样，高瑀的目标也是有朝一日可以帮助年轻艺术家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不同于村上隆开画廊，他更加理想主义，正如刘德华成就了宁浩一样，中国的米老鼠可以不是高瑀制造，但也可能是由高瑀的团队创造，由高瑀集团出品的。
“把自己从具体的艺术家变成一个抽象的公司，输出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因为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历中，既怀揣理想主义，同时又充分经历了市场化的过程，因此，运用商业社会的规则与技巧实现理想，正是我可以做到的。不是我要怎样，是这个时代要我这样!”
入行七年，高瑀已经取得了第一也是目前唯一的80后百万艺术家的地位。当我问他的“成功学”是否已经完成了第一章时，刚刚还在高谈阔论的高瑀马上沉稳下来，“不到尘埃落定，始终都要提高警惕，要一直往前跑，把这件事夯实了。”“夯实”是高瑀反复强调的字眼，他说这是他实现一切理想的前提。
“房方对你的预期是，你也要成为80后第一个千万级艺术家。”我扔出一个炸弹。
“必须的啊!”高瑀不容置疑地说，“未来五年是最该发力的黄金时期，必须在艺术这个行当本身，把事夯实了，翻过这五年，其他的事情才有可能展开，首先得把核心价值做实，就像赵本山一样，未来五年，我得年年上春晚。”
第一滴血
“我的整个初中就是一边学打卦，一边画漫画过来的。”
“这两件事难道不冲突吗?!”我真的不好想象。
不管是否协调，少年高瑀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初一时，一堂被讲成奇幻故事的《老子》把他带进了古典世界，只是当时不得其门而入的他有点跑偏，开始从气功、炼丹、奇门遁甲、周易八卦的“邪道”上拥抱传统文化。好在一通百通，不管是帮同学摇卦算命，还是抱着《词律辞典》自学写词，让看上去好像“快男”一样的高瑀武装着一副厚重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修养。
编故事、画漫画对于高瑀来说就像与生俱来的两个本能。小时候，他跟所有的同龄人一样醉心于《变形金刚》，不同的是，他当时就编了一个故事讲给妈妈听，“我记得那故事叫《美国差点覆灭记》，现在回想起来相当的冷战思维，而且跟后来的《打虎》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早在经济危机之前高瑀就画出了那张“打倒资本主义纸老虎”这么有先验意识的作品了。
高瑀说，卡通是他最本能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确实是他百分百真诚的表白。从小就废寝忘食于漫画的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作品能被出版。所以他不断地给当时稀有的漫画杂志写信投稿，一家倒闭了就再换一家，不断地投稿又不断地被退稿，这个贵州娃的执着可见一斑。
“我还写过一封血书，口子不大，好像是写了一个‘爱’字，表示我对漫画有多么的热爱，跟稿子一块寄过去，希望能感动编辑，别退我稿。哈哈，不过还是被退了。”高瑀不经意地想起这件小时候做的幼稚傻事，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用血写成的“爱”，注定了什么。
作为“卡通一代”的头号人物，高瑀却对这个头衔有自己的说法，“我们不卡通，卡通就是一张皮。”早在参加“下一站，卡通吗?”这个“起点”展览时，高瑀就明确了卡通之于自己的意义。“在中国，不管是批评还是褒扬卡通艺术的人都没搞清楚，卡通只能被当做一种媒介来用，不像日本，卡通是影响一代人的文化。对不起，它在中国只能是工具，当初的《大闹天宫》是一个政宣的工具，现在变成了一个个人表达的工具而已。”
“但是批评界却把方式当做本质，因为所有这些批评家们压根就不看漫画，不知道有人用漫画画过《资本论》，如果你说这也是肤浅，那我只能认了这个肤浅。如果卡通是决定浅薄的根本，不就变成唯媒介论了吗?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关系混乱。没有浅薄不浅薄的卡通，只有浅薄不浅薄的艺术家。所以，对不起，浅薄不是我的座右铭。”
散淡熊猫哥闯江湖
漫画把高瑀引上了学画之路，对“油老大”的向往又促使他考取了四川美院油画系，只是此时的他再也不想当一个漫画家了，选了三画室的他开始玩转各种当代艺术形式。“那时候认定‘媒介先进论’，觉得画画是过时的，所以装置、行为、录像、Flash动画都玩遍了，画画只是零敲碎打的。
虽然高瑀说他的大学时光主要是在茶馆和酒吧里度过的，但我觉得他那时“乱搞”出来的东西都相当有意思。他曾做过一个颇受争议的“电鱼”装置，一个装按钮的环形鱼缸，一按按钮，里面的鱼就会被电死，他把这个事实告知观众，但是仍有很多人会去按按钮，电死鱼，他就把人物、时间都如实地记录下来。“等于你给了他一把刀，看他用不用。”高瑀解释道。他还在实验水墨课上将一盆偷来的兰草染成墨色从楼顶扔下来砸碎，当时代课老师很兴奋，说没有拍好让他再扔一次，害得他又偷了一盆。
在零敲碎打的画画，2002年，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高瑀的作品里，那是针对当时很火的蔡国强而做的两幅创作，一幅是摔碎的青花瓷瓶子，《过期的咒符，成功的符号-我要住在古根海姆》，无从考证他是否比艾未未摔得还早;另一幅画的是周身插满箭的熊猫，名为《熊猫先生不是诸葛亮》。“这两张画就是想表达，成功符号就像一个被封印在神灯里的咒符，我们的创造性都被这些符号化的咒符给限制了，是对当时所谓的西方成功法则的反讽。”
“但是后来熊猫也成了你的典型符号啊?”
“我有一个‘河豚’(病毒)的观念，利用熊猫这个符号，伪装成一个无害的被喜欢的东西，其实是藏毒进入西方的机体，然后再发作，有一种刺客的心态。”
后来高瑀专心地想做录像艺术，拍过很多“挺扯淡”的东西，毕业创作又鼓捣起动画，还获了优秀奖，而毕业论文写的正是“传媒、卡通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
毕业期间，高瑀为了“出货”而画的一批“歪打正着”的画被当时还没有开画廊的房方看中，高瑀赚到了四万元的第一桶金，既让他成为那届不画画的哥们里第一个签约的画家，也让房方抓的第一张牌就成了一张王牌。
我跟房方就像《如果爱》里面的那句话：“当时，你需要一个导演，而我需要一个伴儿。”
“如果没有遇到房方，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实验艺术家?
“其实以前各种没有关联的东西最后都汇拢到一块了，画画只是转变了一些方式，不变的是思考和我要说的故事。”
高瑀说自己正如诸葛亮的那句话：“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但是每一次都是机会硬塞给我的时候，刚好我都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