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何平老师的关于“健陀罗佛像艺术”的介绍和文化上的“不朽” 意义，使我很受启发。
公元前327年(中国战国晚期)，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军队侵入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占领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希腊文化的浸润却非常深刻，更对之后佛教东传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公元前2世纪，原居河西一带的月氏，在匈奴强有力的袭击下，败走伊犁河、往西至阿姆河，占领了大夏故地，史称大月氏，后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并信仰了佛教，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大帝国。特别是公元1世纪前后贵霜王朝在国王迦腻色迦时期，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传播。
贵霜王朝所领之地，正是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发祥和流行的地区。
犍陀罗指印度河西岸的白沙瓦谷地及今阿富汗边境，这一地区曾两度被希腊人占领。波斯人、斯基泰人也曾入主这一地区,因此这里的佛教艺术基本上脱胎于希腊艺术。或是具有希腊化、波斯化风格的印度佛教艺术。它对西域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由于贵霜王朝阿育王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得到空前的繁盛。
西域的地理环境、民族渊源，只是佛教得以传播的一些便利条件。为此，阿育王派出大批宣教师弘扬佛法，佛教也开始向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大夏)、波斯(帕提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西亚、中亚、东南亚广大地区传播。
到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此时的佛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健陀罗佛像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法不同，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佛陀)经，当为佛教进入汉地之时。
参照各种信史的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佛教传入中原之前
经西域的路线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通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疏勒、于阗、罗布泊到敦煌的南道;
另一条是通过葱岭经疏勒、龟兹、焉耆、高昌到敦煌的北道。
之后佛教及佛教文化随着佛教僧侣们的东行和商业往来，经由西域进入中原汉地的。
这就是说，佛教最初是先到达西域各国，在西域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地区广泛流传。经过这一地区的接纳、选择、吸收和演化，然后到达中原。
中国佛教实皆由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新疆——古代通称为“西域”东传。
“西域”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南方是印度，西方是波斯、希腊、罗马，东方是中国中原地区，几方面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传播交汇，这是东西方文明史上比较罕见所以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
龟兹佛像
在当时主要靠陆路交通进行交往的情况下，文化的传播一般都是通过邻近地区逐渐波及到另一地区，不可能从甲地越过邻近地区而直接传入乙地。
所以佛教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以前，必须经过当地通道的西域地方，也即经过富有宗教热情和思想的人种居住的地方。
这一时期西域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代表，,而是多元的，如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之后的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有存在，更有西域各绿洲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本土文文化艺术活跃在民间，组成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艺术景观。所以传入中原的佛教文化也必然带着西域地方、民族的某些文化色彩。
这些宗教先传入此地，然后但并不是单一的佛教文化一统西西域再从这里传入中国内地。
之前，有人以为佛教直接由印度而传入，实为错误的。当然其中也有由印度直接输入者，这是六朝以后之事，六朝以前。
健陀罗佛手与净瓶
研究西域佛教文化，对研究周围各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原貌及流变历程，具有重大意义。
西域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佛教和其他宗教及其文化艺术的传播开始的。
西域是古代丝绸贸易的大商道，塔里木盆地以塔里木河为主河道的数百条大小河流、散布于大小绿洲的数十个城郭之国，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西域民族、人种的因素，为佛教的流传奠定了文化背景和语言等方面的基础。
佛教作为来自西方异国的宗教，它之所以能越过葱岭，东传来到西域、来到中原并开启各族人民的心扉，靠的是：新奇深奥而内含丰富的经典，庄严辉煌而可敬可可仰的塑像，感人肺腑而深受启发的佛教故事绘画，慰藉人们心灵而放空的佛教音乐，优美奇特而不同寻常的佛教舞蹈。这些文化样式与华夏文化有着天生般的和谐而开启了入国入心史诗般的互融历程。尤其对处于动荡不定、征战频发中的西域民族，具有很强的心灵感染力和震撼力，更是一种强大求太平、求安宁愿望的“安慰剂”。
龟兹流落海外的佛像
其实，宗教信仰历来是经济学研究所青睐的话题，但是要找到切入点并不容易。
何平老师的关于“健陀罗佛像艺术”的介绍让我似乎找到对佛教艺术品敬仰与收藏的主动性与在精神上对冲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精神保险”这个切入点。
如何对冲我们当下面临得不确定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
从个人层面上讲——当下，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已成常规的预期的以往秩序、理念和曾经有效的行为方式在今天，尤其在2022新一轮疫情后的今天均都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松动和分解。不少人因此产生了焦虑不安和重心丢失的“不确定性”感觉。
过去人们对风险的认知还是一种预想，如今“风险”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现实和共识。
于是，处理预期“不确定性”和现实分化问题，成为当下必须考虑的大事，以避免悲观主义不自觉的自我实现。
克孜尔第17窟
有一个以佛本生故事来弘法故事《萨缚燃臂救商客》说：
很久以前，有一位商主叫萨缚，萨缚商主与500 商客在穿越不见天日的大峡谷时，商客恐慌强盗劫物不敢再前行，商客慌乱不知所措。萨缚商主为能救同伴出峡谷，将自己双臂缠上毛毡涂抹酥油，燃起两把火炬，引领500商客经7天7夜的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大峡谷。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迪：在关键时刻需要有人出来以牺牲的悲悯姿态带领，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二
从国家层面上讲——今天的世界自1990年以来的30年间发生了很大得变化。就国际局势来说，最核心的结构性因素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国的国力兴起，引发了某种地缘政治反弹和世界经济实力格局高度绑定的重新建构。
如果说风险，那就是世界格局正在深度调整过程中。疫情只是让问题暴露得更直接、更鲜明，并且加速了改变的进程。
于是，如何以大视野来看待剧烈变化中的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和问题，更应成为当下必须考虑的大事，同样以避免悲观主义不自觉的自我实现。
克孜尔171窟
三
就我们对“佛教艺术品收藏，如何对冲我们当下面临得不确定性”
佛教艺术品收藏有二个特点:
第一个是弘杨佛法的利他。
第二个是精神与财产的利已。
所谓“弘杨佛法的利他”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所谓“精神保险”是人们怀有一种“积功德、求福报”的有动机的信仰，认为从中能够获得神灵的祝福，能够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回报，从而在精神上对冲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的无法预期波动现象与佛教艺术品收藏之间存在着对现实难言之隐或苦难安慰的功能，这一安慰功能并非是暂时的、虚幻的，而是有助于求得内心的平静，增加信心，甚至能显著改变人的精神状态，进而直面现实，调整其各种关系和工作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佛教艺术品的神灵性越坚定，这种影响就越大，正如俗语所言：“信则灵”的揭示看似非理性行为内在的逻辑价值与现实意义。
健陀罗有“缦网相”手的佛像
历史上这种不确定性负向冲击更可能激励人们对佛教艺术品敬仰与收藏主动性的例子很多。这种不确定性还体现在个人健康可能或已经受到冲击后的心理感受，对“精神保险”在动机上考量的主要因素虑。有学者研究认为：受到健康冲击后的这种主动性，非但没有减少，相反主动性反而上升了140%。
于是，我们必须直面中国在强大过程中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西方认为的“颠覆性”震荡的事实。
以“稳”为主，抓住现代资本最大的特点，即：对利润的追求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逐利性的根本需求上。
但这一切决不能忽视了一个影响资本运行效率的最重要因素——稳定，尤其是相对稳定的心态。
资本的逐利性要想实现，必须要依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相信有了这个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韧性不断地显现出来，而坚忍不拔的“韧性”则是重要因素。
而不是被外界条件的改变和自身的情绪、行为、思想等牵制。
克孜尔第178窟（有”缦网相得佛手）
中国人看待任何事物，总是由外及内的，也就是说对待所有事物，中国人大凡都秉持着一个内化的终极思路，即想要把对自己的解释归纳入自我的逻辑之中，一般不会外化出去。
这种“思路”也体现在对历史的认知、现实的继承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所谓“判断之中”。
所以，“适当调整预期，不必过于焦虑”“是务实的。
克孜尔流落海外壁画
当然，这里也可以延伸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即对佛教艺术品敬仰与收藏行为真的可以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吗？
这一反问话题并不是为了讨论神灵的效应，而是对是否存在安慰效应的认识。当我们相信对佛教艺术品敬仰与收藏，会产生安全感和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和稳定的面对现实心态。
克孜尔第7窟
禅宗第六代传人
慧能
四言“偈”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健陀罗菩萨像
刚才何平老师的关于“健陀罗佛像艺术”的介绍和文化上的“不朽” 意义，使我很受启发。公元前327年(中国战国晚期)，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军队侵入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占领
